送到门口

二〇二三年九月，我在上海。

第二天一早要飞台北。前一天下午，我去老人院跟父亲说再见。

半年前他差一点“走了”。从 ICU 到康复院，再到老人院，他一站一站挺了过来。现在出门靠轮椅。

那个星期天上午，我推他到大厅，听另一位住户弹钢琴。大厅很高，顶上吊着一串彩色的金属蝴蝶，钢琴放在正中间。他坐在轮椅上听。

弹琴的是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退休的老教授。他面前放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，我以为是琴谱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几百首曲子的名字，只是提醒他别忘了弹。

我拉了一辈子小提琴，也记不住谱。

他是教了一辈子外语的人。我还没出生，他就站在讲台上了。

告别那天，我本来想在房间里说一声就走。他不肯，坚持要送我到老人院门口。

到了门口，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给了我一个拥抱。

很有力。比我想的有力得多。

我们谁都没多说什么。每次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：我住在地球的另一边，他住在这一边。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，谁也不说。

井水不犯河水

我们父子之间有一条规矩：他尊重我的选择，我尊重他的选择，从来都是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

他年轻的时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美国和加拿大，他走过的地方比很多住在那里的人还多。

有一次他突然告诉我，要去菲律宾看一位笔友。我担心他的安全，他说：

“我无财无色，你担什么心？”

到了那边，他打电话给我：“人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陪我，比你对我好。”

再早几年，大概是二〇一七、一八年，快过春节的时候，我陪他去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。散场出来，已经过了午夜。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开口要正常价钱的两三倍。最后，司机把我们父子俩赶下了车，丢在高速公路的入口。

半夜三更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，站在高速公路的入口。这辈子我都忘不了。

我趁机“把坏事变成好事”，对他说：“这下子你明白为什么我要移民了！”

我还加了一句：哪天加拿大也变成这样，我还会接着移民。

都是爹妈把我生成这样的，有什么办法呢。

现在不行了。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拒绝他，他终于承认自己老了。他不能再来加拿大看我，只能我飞回来看他。

飞台北那天，我在推特上写了几句话。

每次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，我们彼此生活在地球的另外一边，这是移民要付出的代价。 —— 2023 年 9 月 22 日

这个代价是我选的。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怪我的话，这让我更没有借口。

那条推文后面，我还写了另一层意思。我说我也算是一个“孝子”，只不过孝顺的不是“老子”，而是“儿子”。作为第一代移民，把孩子抚养成人、教育成材，从家族的角度讲，也是一种贡献。这话我当着父亲的面也讲过。

移民这样的决定，有得就有失。要紧的是把得到的放到最大，把失去的减到最小。

可是有些失去是减不了的。比如老人院门口那一个拥抱，下一次在什么时候，我说不准。

另一个门口

那天走出老人院的大门，我想起另一个门口。

准确地说，是上海一条弄堂的口子。

五十多年前，我要离开上海，回四川父母身边。那时候爷爷已经中风，半边身子不听使唤。他还是一瘸一拐，把自己挪到弄堂口来送我。

爷孙两个都知道，那是最后一面。

那时候我才十岁上下，不懂得拥抱。我们那一代人，也不兴这个。

后来我又离开过很多地方：从四川到香港，从香港到北京、上海，再从那里漂到多伦多。我活到这个年纪，才慢慢看明白：我们这一家人，几代都在离开，又几代都在往回走。

爷爷想离开上海，没走成。父亲走遍了北美，最后还是留在上海。我走到地球另一边，这两年又一趟一趟地飞回来。

这本书想把这条路从头走一遍。

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。推特上有人说我是“教授”，错了，我的老子才是；又有人说我是“律师”，也错了，我的儿子才是。夹在中间的我，什么都不是。

我只是那个一直在路上的人。

要从头讲，就得从一张照片讲起。照片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胖乎乎的。

本来应该有两个人。

第一部 两个家：上海与四川

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，全称是 Viktor。

这个名字是从俄语来的，Виктор。我父母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，那个年代，什么都是“苏联老大哥”的好。母亲后来告诉我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同一间病房里还有一位俄国产妇。她给我讲过那位俄国女人和那个初生婴儿的故事。

我生于一九五〇年代后期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走在成都的马路上，看到一家档案馆在做小生意：卖旧报纸。你报一个日子，他从堆积如山的旧报纸里翻出那一天，还可以装上很高级的相框。

我报了自己的生日，说要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。老板居然真的翻出来了。

我说我是游客，只要报纸，不要相框。

打开一看，天哪，千篇一律的反美口号：“制止美英侵略”“抗议美英侵略”。

我在地球另一边过了大半辈子以后，才看到自己出生那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

豆饼

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，其实不是我自己记得的，是后来一点一点拼起来的。

那时候正赶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全中国的人粮票都不够，吃不饱饭。只有火车上吃饭，只要钱，不要粮票。

母亲带着我，从成都坐火车去上海。三天三夜。

她这一趟有两个目的：一是看望爷爷奶奶，二是去看看上海的“灾情”到底怎么样。

火车上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每人可以买一个豆饼。列车员看我太小，不肯卖给我。

母亲去找列车长理论：

“孩子小也是人，有一张嘴要吃饭。”

就这样，她给我争到了一个定额。

到了上海，见到父亲的弟弟妹妹们。母亲把一路上省下来的豆饼拿出来招待他们，他们争先恐后，吃得很香。

母亲心里凉了一大半：原来上海还不如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？

住了几个星期，她才看明白，上海还是比内地好一点。粮食供应有限，但是稳定。

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：把我留在上海，留给爷爷奶奶。

照相馆

临走前，母亲带我去了一趟照相馆。

她想到接下来的日子会很想我，要留一张照片。

母亲是一个非常爱漂亮的人。那时候她骨瘦如柴，因为她总是把吃的省给我。她觉得自己太难看了，不肯入镜。

所以那天只拍了一张单人照，照片里只有我。

摄影师不明白，母子两个人来照相，为什么只照一个。

后来我把这张照片放到推特上，有推友说我一定是“国外出生”的，还有人说我是“富家子弟”。他们不知道照片后面的故事。

你看照片里那个胖乎乎的样子，哪有一点吃不饱的意思。小小年纪，吃的比大人还多。

你看我那胖乎乎的样子，哪有什么吃不饱肚子， 小小的年龄吃的比成人还多， 年纪太小了真是不懂事啊。现在想起来非常难受！ —— 2023 年 10 月 27 日

她把自己那一份省给我，我吃得干干净净，还长得胖乎乎的。说我年纪小不懂事，那是替自己找台阶。

两个家

从那以后，我就有了两个家。

一个在上海，是爷爷奶奶的家。一栋大洋房，房子是破落资本家的，里面后来住进了十几家不交一分钱房租的房客。

一个在内地，是父亲母亲的家。他们都是大学里的教书匠，没有任何固定资产。我记得他们有两辆自行车，还有伙食团的饭菜票。

两个家的规矩也不一样。父亲家信佛，母亲家信基督教，这样那样的仪式，把我搞得糊里糊涂，最后干脆两样都不信。

我后来对朋友说，“什么都不信”是童年得到的最好的礼物，帮我省了很多时间。

不过我去庙里也烧香，去教堂也唱圣歌，每次都很尊重。那毕竟是别人的信仰。

父亲是上海教会中学毕业的，等于用英语读完了中学。后来又进了“革大俄专”，英语、俄语都能教，还能在两种语言之间翻译。他还会速写。我从小就崇拜他，到现在也是。

他中学毕业的时候，留言本的第一页，是爷爷用毛笔一笔一画写下的八个字：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父亲把它当成了一辈子的座右铭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外语学院进修。学校饭堂的菜牌，全是用英文写的。在一个中文的世界里，他们硬是造出了一个英文的环境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当面问他：“我还没出生你就教人外语，到底有没有窍门？”

他说：“有，创造学习环境。”

他一辈子都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

俄语是我的第一外语。后来几乎全忘了。英语，是很久以后的事。

母亲那边，祖籍广东。她家里有什么人，我小时候一概不知道。等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好多年以后，而且是在一场哭闹中知道的。那是后面的故事。

冰棍

上海的夏天，我每天都要做一个“重大决定”：

买一根八分钱的奶油冰棍，还是买两根四分钱最普通的？买两根，就可以上午一根，下午一根。

牌子是没得选的，都是光明牌。

暑假作业是一本彩色的书，里面有语文、算术和常识。每天只准做一页，绝对不许偷看下一页。同学们凑在一起做，互相监督。

这些都是很小的事。外面在发生什么大事，一个小孩子是不知道的。他只知道自己吃得饱，冰棍可以挑，作业一天一页。

那是爷爷奶奶给我的。

这一章只说一件事：那年我还很小¹，被留在了上海。

留在一个不喜欢我的老人身边。

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那个省下豆饼的女人，是在用一张照片换我一个能吃饱的童年。

扫帚星

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，按老规矩，姓氏要靠我传下去。

可是爷爷不喜欢我。

听说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他被“公私合营”赶出了自己创办的生意。政府派来的人学会了经营之道，就把拿高薪的他请走了。两件事碰在同一年，我就成了扫帚星，上海人叫“触霉头”（上海话）。

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，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每天就这样僵持。 —— 2023 年 10 月 11 日

那个年代，人人都要填很多表格。每张表上都有一栏“家庭成分”，每次填表，家里都要争一番。叔叔们认为爷爷除了投资还管经营，应该算“干部”。但实际上该写“资本家”，或者“资产阶级”。那几个字在当年听起来，像今天的“强奸犯”一样难听。而且表格上那一栏往往只留两个字的空位：“工人”“农民”“职员”。

一个人干的“缺德事”，下面几代人都要跟着受。当年的荣华富贵我没份，遭人嫌弃的时候倒轮到我了。

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想的。

我根本不姓黄

很多年以后，有人在推特上问我，广东某个“黄氏宗亲会”被拆了，我有没有捐过钱。

我差点这样回答：我根本不姓黄。

爷爷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那家孤儿院是和尚庙办的。后来一位姓黄的单身女士把他领养出来，母子两个移居上海，相依为命。

所以我们这个“大家族”，从来没有家谱。一家人背着一个“假姓氏”过一辈子，而且是世世代代的事。

一个孤儿，没有本钱，也没有人际关系，在“十里洋场”靠什么赚得盆满钵满？这是我小时候的另一个疑问。

学校里教的都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，刘文彩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。无论上一代给了我们多少爱，我们都带着怀疑、甚至敌视的眼光看他们。

爷爷对自己的“发家史”从来闭口不谈。家里人多嘴杂，我七拼八凑，才拼出一个大概。

他的第一份工，是在美国人开的贸易公司。为了和上司交流，也为了供养领养他的母亲，他开始鹦鹉学舌地讲英文。后来讲成了一口流利的“洋泾浜”。

他有一样真本事：毛笔字写得像书店里卖的字帖，大概是在和尚庙里练出来的。他还迷京戏，能唱，也拉得一手好京胡，自拉自唱。赚了一点钱，逢年过节就在家里办“堂会”，请名角和票友来唱，他这个东道主也上去拉一段、唱一段。

后来他开了一个仓库。美国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，往往捎来一些没有买家的剩余物资，存在他的仓库里。仓库租金随着时间往上涨，美国人干脆把货扔下，抵欠下的租金。一次是一仓库的棉花，一次是一仓库的煤炭。

爷爷就这样做成了“无本买卖”。

我后来想，如果说他“剥削”，那也更多是剥削美国人。

他年轻时一表人才，常穿一身白西装，配一双黑白双色皮鞋。上海人管这种人叫“老迪克”。不认识的人以为他是“小开”，其实他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。

两个“新”字

奶奶从来不戴金银首饰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

“如果有那个习惯，当年会被金银财宝压死。”

好大的口气。她说以前住的老房子，楼梯拐弯的地方可以摆一桌酒席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上海城外已经有了枪炮声，爷爷早就买好了去新加坡的船票。

他的养母听说他要去外国，发誓当场撞墙，死在他面前。

当年是她从孤儿院把他领回家的。爷爷留了下来。

噩梦没有就此结束。那个乱世，爷爷想买一把手枪回家保护家人。买枪要先加入一个团体，他就填了一张表。奶奶反对，那把枪在家里只待了一个晚上。

就是那张表，让他莫名其妙成了“反动组织”的成员，要被发配新疆。

全家老老少少都去火车站送行，孩子们在月台上跪了一地，哭成一片。爷爷不停地挥手，像是“英勇就义”。

这时候来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。他问爷爷：“你怎么会来的？”

爷爷说：“我是不法资本家。”

爷爷平时待人很好。那位干部很坚决地说：

“你不够格，你不能去！”

火车已经开始动了。他的行李被一件一件扔到月台上，爷爷也跟着跳下了火车。

新加坡，新疆，两个地方都是“新”字打头，哪一个去成了，结局都是天壤之别。

他哪一个都没去成。后来他才有机会死在上海。

二楼的阳台

我长大的那栋房子，已经是搬过一次家以后的“小房子”了。

人民公社运动的时候，城里要房子办学校，他们对爷爷“好说好劝”，让他“捐”出一部分房产。剥削本来是要坐牢的，现在不用坐牢，只要把非法所得分一点给社会。

那意思就是，明天会有十家陌生人搬进你家来住。

原来的客厅、饭厅都消失了，连阳台也当房间住。车房改成上下两层，住两家人；锅炉房也住进一家。我们家剩下的最奢侈的东西，是楼下一间独用的厨房。别人家要五六家合用一间。

我就住在二楼的阳台上。

每次我拉小提琴，脚下打拍子，楼下阳台的“工人阶级”邻居就大喊大叫。

楼梯、走廊、厨房、厕所都很暗，电灯却有很多盏，拉灯的绳子也有很多根。小时候我最怕的，是拉错了绳子，开了别人家的灯。

那些邻居，一个比一个善良，也一个比一个穷。斤斤计较，实在是没办法。

那把小提琴，是我童年里最“奢侈”的东西。

我每个星期去老师家上两次课。那个年代教琴不收钱，纯粹是为了艺术。老师很严格，练基本功的阶段，绝对不许我碰跳弓，也不许揉弦。

去老师家要坐公共汽车。上海的车票，一到五站五分钱，五到十站一毛钱。为了省钱，我总是坐五站，下车走几站，再上车坐五站。

有一次我在车上睡着了，一直睡到终点站。检票员走过来，对我说：

“同志，苏州到了。”

我吓出一身冷汗。那个年代，很少有人开这样的玩笑。

師範

家里越来越穷，不时要卖掉一些东西。奶奶还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。爷爷特别看重我的学习。

那时候上海有小学入学考试。听说有一道题，给两张图，一张月亮，一张太阳，有小孩把太阳说成可以吃的“大饼”。

爷爷连家长要填的表格都让我自己填。我不但会写父母的名字，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，包括中间两个难字：“師範”。那时候还是繁体字。

他给我打下的底子，今天回头看，是“钢筋混凝土”的。小学的头几年，我拿了不少荣誉。

我慢慢看出来，爷爷是个好人。

上海那时候有很多从安徽逃荒来的难民。家里已经很拮据了，爷爷还是把卖不出去的旧衣服、旧被褥送给他们。门口有个小皮匠，长一张娃娃脸，孩子生了一大堆，爷爷常叫我拿些家里的小东西给他。

上海人没什么娱乐，喜欢斗蟋蟀。爷爷说这个游戏太残忍。

那些年没人敢和他交朋友，谁接近他，谁的立场就有问题。他就和几只野猫交了朋友，晚上带它们回家，吃我们剩下的残汤剩饭。

现在我一把年纪了，想到黑暗里那几双绿油油的眼睛，还是害怕。

他省也省得很有章法。每天牛奶瓶的纸盖子留下来，生煤炉的时候引火。在饭馆打包剩菜，连酱油醋也要打包。餐厅经理不让，他就理论：“我们在这里吃，也是要酱油醋的。”

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是糖炒栗子。买的时候从来不讲价，因为那个小贩像海盗一样，一只眼睛蒙着黑眼罩。我总觉得，他是为了给我们炒栗子，才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
后来才想明白，那只瞎眼睛八成是假的。

那时候我在心里想：爷爷这样的人，以前为什么会去“剥削”别人呢？

这个问题，后来是一场运动替我回答的。

刺耳的声音

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。

上海的晚上，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都坐在外面乘凉。那几天大家都觉得不对劲，像是要出什么大事。

街上忽然满是穿军装的红卫兵，军装上没有领章，也没有帽徽。

他们喊着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，要所有人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交出来。满街的人都在砸菩萨，砸钢琴。

我们家也把所有的菩萨、观音都搬了出去。连印着“万寿无疆”的红绿黄三色饭碗菜碟也不能幸免，要搬到马路中间，当众敲碎。

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，就连“万寿无疆”红绿黄的饭碗菜碟，都难以幸免，要搬到马路中间敲碎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。 —— 2023 年 10 月 14 日

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慌，搞不清楚自己身上哪样东西算“四旧”。红卫兵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。

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截住，眼镜被摘下来，踩碎。很多人哀求，只求把“无罪”的镜片留下来。高度近视的人，就这样举着两片玻璃走回家。

裤腿也有规定，太窄的一律剪开。街上的男男女女，都穿着开了叉的裤子。

上海人的精明，超出外人的想象。很多人在单位里上班，互相打电话通风报信，提前把自己的裤腿顺着缝线拆开。

爷爷那几天脸色非常沉重。我觉得在他眼睛里看到了“世界的末日”。

没想到，后来那成了他自己的末日。

老克勒扫大街

日子越来越难过。

要不要回内地父母家？他们是知识分子，“臭老九”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家里决定，我还是留在上海。

这时候爷爷开始“有活儿干”了：扫大街。

他每天刻意打扮成“老克勒”的样子，一身浅色西装，一双镶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，一边扫，一边哼小曲。

我上学放学都要从他身边经过。

下午他还有一份活：写革命标语。里弄里不找红卫兵写，偏要找这个资本家写，因为他的毛笔字好。我负责在他写之前把纸折好、裁好。

爷孙两个，一个扫地，一个裁纸。那大概是我们俩一起做事最多的一段日子。

阿六头

文革刚开始的时候，邻居家一个叫“阿六头”的儿子，从香港回来了。

他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，听说在香港的酒吧里打鼓。里弄干部告诉他，不许唱外国歌。他就唱《东方红》，可是唱出来都带着鼓点，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摇滚版本。

他常常和爷爷凑在一起，用英文聊天。聊什么，好像都要保密。

我那时候听不懂。我只觉得，那个叫“香港”的地方，大概和我们这条弄堂很不一样。

很多年以后，正是因为阿六头一句话，我背着一把小提琴去了香港。

拖板车和煤球

粮店和煤店开始不给“黑五类”家庭送货了。

我那时候很小，居然学会了用一块木板和四个轴承，做了一辆拖板车，用来拉米、拉煤。

后来连买煤饼（上海话，就是蜂窝煤）的资格也没有了。只能买煤炭回来，砸成碎渣，再和上黄泥浆，用手捏成煤球。

我还不到十岁，手太小，又没力气，捏出来的煤球不经烧。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，我两只手又红又肿，长满了冻疮。

那时候我觉得，受苦是应该的。当年爷爷就是这样“剥削”别人的嘛。

我最受不了的不是冻疮。是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那些陌生人的冷眼和羞辱的话。

附近的邻居倒还好。他们自己也难。

抄家三天

“抄家”大概是上海那几年的一大特色，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：一批人冲进你家，翻箱倒柜，把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。

我们小区的垃圾桶在正中间。那段时间常常能在里面看到首饰盒、麻将盒。有人把金银财宝转移出去，有人干脆扔进了垃圾桶。

附近一栋别墅里，一位保姆因为替东家藏东西，被逼站在凳子上挨打，打她的竹竿都打裂了。

我们家被抄了整整三天。

来的红卫兵都还算客气。可能他们不熟悉这个早就被开除的“老板”，也可能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很好。

但他们很利索地找到了爷爷藏的东西：一处在晾衣服的竹竿里，一处在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。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藏法。

奶奶也很快交出了她藏的首饰。红卫兵对她说：

“老头子都交代了，难道你为他坐牢，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。”

毛线团

抄家之前，家里分给我一个任务：藏一颗火油钻。

我把它绕进一团剩下的毛线里。

红卫兵每次把装毛线的抽屉翻过来，倒一地，我就跑过去，把毛线一团一团捡起来，放好。

一个小孩子收拾毛线，没有人多看一眼。

最后一天晚上，他们围着一张大圆桌，用一杆“金钱秤”称金银首饰的重量，一样一样列在清单上，数量多少，重量多少。

那颗钻石，是我们家唯一幸存下来的财宝。

后来，它通过乡下的朋友贱卖掉了。全家人又“发了一次财”，去苏州、杭州玩了一趟，吃好的，玩好的。

苏州的自行车

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文化生活，一天到晚就是那八个样板戏，几岁的小孩嘴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词。

我也见过不该是一个孩子见到的东西：游泳池里自杀的人的浮尸，同学家里上吊的家长。想起来就毛骨悚然。

也有一件事，现在讲起来像个笑话。

文革中间，我一个人从上海去苏州玩，居然借到了一辆自行车。那时候的家庭财产讲究“三转一响”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再加一台收音机。那辆车蛮新的，颜色很特别。

苏州每个景点门口，都停着一片自行车的“海洋”。

回去的时候，车锁怎么也打不开。我想撬锁，赔人家一把锁，总比赔一辆车好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我被人逮了个正着。原来这辆根本不是我借的那一辆。

一下子围上来几十上百人。那时候没有电影电视看，这就是大家的娱乐。

车主动手之前，我总算在车海里找到了那辆“正确的自行车”。我的手抖得厉害，差一点连它的锁也打不开。

上海人都说，苏州话男女一个样。那位车主在最气愤的时候，讲话还是很“温柔”，翻来覆去就一句：

“侬开拨我看！”（苏州话）

那件事，我犯了错，但没有犯罪。一个半大孩子，一个人在外面，差一点就说不清了。

西装和扫帚

后来上海的抄家变得“正规”了，由单位里的职工红卫兵来做。抄走的东西后来说是退还，但必须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，那价格是个笑话。

这些都是后来的事。

一九六六年那个夏天，我还不到十岁。我记得最清楚的，不是抄家的人，也不是那杆秤，而是爷爷扫大街时的样子：西装，尖头皮鞋，扫帚，小曲。

他是刻意打扮的。我现在猜，他是想让人看见：你们可以叫我扫地，但不能叫我难看。

我那时候不懂。我只是每天从他身边走过去，去上学。

现在回头想，一个小孩子能为一个老人做的事，我那时候只做了一件：替他把纸裁齐。

鸡血

文革那几年，上海流行过一种“鸡血疗法”：把小公鸡的血抽出来，打进人的身体里。

邻居们纷纷养起鸡来。他们的厨房太挤，鸡笼子就搬进了我们家那间独用的厨房。

我问奶奶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打鸡血？

她说，我们没有医务所。

是的，我们全家没有任何医疗。

爷爷有多年的高血压，一直得不到治疗，后来中风了，半边身子瘫痪。他饿了，就拍着自己的大腿喊：

“三分洋厘只大饼！”（上海话）

一个当年在家里办堂会的人，最后的口头禅是一只大饼。

狗崽子

那段时间，四川的父母不断来信，催我尽快离开上海，回到他们身边。

父亲在学校里被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。他的罪名之一是：“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。”

那个狗崽子就是我。

我这样的年纪，不可能一个人上路。家里等了好几个月，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。火车要在西安停一个晚上。

最后一面

走的那天，爷爷的病一点也没有好转。

他还是一瘸一拐，把身子挪到弄堂口来送我。

那天他说了什么，我穿了什么，我都没有写下来过。我写下来的只有一句：爷孙两个人都知道，这是“最后一面”。

这是我后来常常回去看的一个画面：一条弄堂，一个半边身子不听使唤的老人，一个要走的小孩。

那个曾经“不喜欢我”的爷爷，那个我也“不喜欢”的爷爷，拖着瘫了的半边身子，走到了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。

电报

回到四川以后不久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吃午饭，饭桌上放着一张电报，很短。

全家人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我看着父亲，心里想：你哭我就哭。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。

父亲没有哭。

绝不是！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(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)。对不起了，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。 —— 2023 年 10 月 16 日

很多年以后，我才陆陆续续知道爷爷最后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。

家里人倾家荡产，也不肯放弃治疗。可是他的成分不好，那个年代，连一般人的基本医疗都轮不到他。最后只能请赤脚医生。那个医生在他身上用圆珠笔画满了圈圈，有的圈旁边还写着穴位的名字。

爷爷个子高大，那时候没有轮椅，移动他一次都很难。晚上上厕所更难。每天夜里，就在一个叔叔的手腕上绑一根绳子。

临死前，他总算被送进了医院，但没有资格住病房，只能躺在走廊的担架上。他的儿女们围在担架四周，用身体替他挡住穿堂风。

那一天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。

他死的时候，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。

那些夜里，我在四川上学。替他挡风的人里，没有我。

水牛

文革结束以后，我跟一个叔叔去浙江乡下，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。

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，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颠大半个小时。

叔叔小时候有个玩伴，外号叫“水牛”。水牛的父亲当年领着几个帮工，打理我们黄家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。

水牛在村口接我们，带我们回他家。

我终于见到了一个最直接“被剥削”的人。

水牛的父亲问叔叔：“少爷最近怎么样？”

叔叔说，他早就去世了。

老人当场从灶台边倒在地上，喊了一声：

“他是好人啊！”

接下来，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，对剥削他的人的总结。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还回来的房子

爷爷走了以后，那栋房子里的十几家房客还住着。

有一位上海邻居曾经悄悄告诉我：我们都是“占据”你们家的房子，迟早有一天会还给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家就有很多钱了。

又是一个继承财产的梦。

后来上海落实政策，房子算是还给了主人。可是没有一分钱租金。这么多年的修缮费，房管所要房主负担，算下来，房主倒过来还“欠钱”。

爷爷留给后人的，除了一个借来的姓氏，主要是一个“资本家”的标签。有了这个标签，他的下一代很难有正常人的前途。我后来想，比起病，这件事可能更让他痛苦。

小时候上海家里有一种信笺，好像永远用不完，上面画着海滩和椰子树。爷爷指着它告诉我：这是中国人的地方，但是你这辈子不可以去。

那是台湾。

后来我到了香港，你说不让去，我偏要去。第一次申请被拒绝了，隔了一两年才办成。再后来，我去过几十次。

爷爷说我这辈子不可以去的地方，我去了几十次。爷爷自己想去的新加坡，他一次也没去成。

天堂没有隐私

二〇二三年秋天，我在推特上一口气写了十篇关于爷爷的文章，题目叫《资本家算“干部”吗？》。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问题，到今天也没有答案。

写到最后一篇，我决定放一张爷爷的照片。

我决定放上一张爷爷的照片，相信天堂没有隐私。 —— 2023 年 10 月 16 日

当年的“十恶不赦”，后来成了“令人仰慕”。牟利改叫“增加产值”，剥削改叫“创造就业”。人人都争着当资本家。

爷爷没有等到这一天。在我心里，他只是一个从孤儿院里走出来、会写字、会拉琴、喜欢野猫的人。

奶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她是“半个小脚”：小时候她母亲每天给她缠上裹脚布，她睡不着，就全部拆掉，第二天又挨骂，就这样不断地重复。她年轻时住在虹口，邻居都是犹太人，她跟着他们学会了一点英语。

一个半大脚的中国老太太，会讲几句英语。这件事我小时候不觉得稀奇，长大以后才觉得稀奇。

即使人们全忘了，我也不会忘，特别是我的爷爷。 —— 2023 年 4 月 10 日

他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生得不是时候。我后来明白了他，他却已经不在了。

边角上的楼

从上海回四川，火车在西安停了一夜。

我回到了父母身边。他们住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，我们家那栋楼在学校最边角上。

我跟着父母去过不同的城市，住过不同的校园。哪里都一定有围墙。很多年以后到了北美，我才发现，这里的学校，不管大学、中学还是小学，都没有围墙。有围墙的，是监狱。

那几年，四川的武斗是全国有名的。听说重庆嘉陵江上，两边的炮弹都打得碰了头，有的地方还开出了装甲车。成都算是好一点的。

可是“好一点”的意思是：我们家那栋楼只有三层，却是附近最高的，成了“战略制高点”。武斗的红卫兵早早占了楼顶，堆起沙包，架上了机枪。

大学连着附属中学。大学生一派叫“红城”，是保皇派；中学生一派叫“826”，是造反派。讽刺的是，两边都信奉同一个人。

中学生年纪小，没有女朋友，也没想过毕业找工作、成家立业，所以胆子比大学生大得多，一动手总是占上风。

教职工宿舍里，有人开始自己做火药枪，打一种铁砂子弹。那东西不是一般地伤人，打中了可能终身残疾，比如瞎掉一只眼睛。

大学校门前有一片高地，风景秀丽。那里埋了很多武斗中死去的学生。下葬之前，通常还有一个仪式，叫“还我战友”。

那是一片很好看的地方。我从小就知道底下埋着什么。

虾子小分队

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四川话叫“毛根朋友”，北方话叫“发小”，这个词是后来太太教我的。

他父亲是南下干部，脱了军装到大学做政工，是系里的书记。我父亲是教会学校出身，好像天生就会英语，是系里的主任。

那时候会特别多。人们常说：国民党的税多，共产党的会多。

凡是开党务会，他就到我们家吃饭；凡是开业务会，我就到他家吃饭。我们是吃一锅饭长大的，没有血缘的兄弟。

那几年，小孩子都学大人，什么事都想用拳头解决。我们两个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叫“虾子小分队”。“虾子”是四川话，胆小鬼的意思。

十处打锣九处有我们。真到动手的时候，我们就逃之夭夭。

我们当年成立了“虾子小分队”，也是四川话“胆小鬼”的意思。十处打箩九处都有我们，凡到动手我们就逃之夭夭。 —— 2023 年 6 月 26 日

半个世纪以后，他从中国来多伦多，坐在我家后院喝啤酒。我们两个人，一个长期住在中国，一个长期住在海外，听的看的完全不一样，可是讲起什么来，看法还是差不多。

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想来想去，只能说，做人总要从善。

小分队里拉琴

那时候学校要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学生经常被拉去干体力活。

我却常常被分到宣传小分队，排练演出，搞什么“拥军爱民”。原因很简单：我会拉小提琴。

这样既逃掉了劳动，演出完了还常常能“打牙祭”，美餐一顿。

大多数红歌，我都能哼上一段，因为那时候拉了无数遍。后来为了“洗脑”，花了好多年。现在总算忘得差不多了。

人的记忆是有限的。记住了那些，就记不住全世界的好音乐。我选了后者。

劳动也不是每次都逃得掉。有一年农忙抢收，学生伙房天天是夹生饭。我站在打谷机上，饿晕了过去。

幸亏是往后倒，不是往前倒。不然就没有今天写这本书的人了。

被窝里的收音机

父亲那几年也不好过。

他被下放到军垦农场劳动。白天看《北京周报》，晚上躲在被窝里听英语广播 Radio Peking。

有人检举他“偷听敌台”。组织上找了一个出身好的人，搬到他旁边睡，专门监听。

结果一听不对头：那个“敌台”在放《东方红》。

原定的批斗会取消了。他听的，其实是用英文播出的“党中央的声音”。

那是他一辈子说的“创造学习环境”。在那么难的时候，他也没停下来。

读到中学，我需要一张书桌、一把椅子。父亲给总务科打了个电话，第二天就有人送来，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几分钱。总务科的人还定期上门，检查灯泡的瓦数，决定收多少电费。

我记得的父母那个家的家当，就是这些：两辆自行车，伙食团的饭菜票，一套从总务科租来的桌椅。

美蒋特务

有一天放学，我和小伙伴吵架。对方突然冒出一句：

“你家外公是美蒋特务，现在派驻在香港！”

我说不可能，我妈妈家里从来没有人。

回到家，我越想越不对：没有外公，哪来的妈妈？我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。

“我有没有外公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“在香港。”

我听完，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
父亲的家是剥削他人的资本家，这下母亲的家又是一个说不清的里通外国。 天啊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4 日

母亲不停地跟我解释，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。一定是那个孩子的家长偷看了“档案”。

我们住的是内地一所大学，知识分子扎堆，在一个保守的城市里，算是相对开明的单位。可是有海外关系的人，还是很少。

彩色照片

尼克松访华以后，整个中国一点一点开了门。母亲开始申请去香港探亲。

我实在不明白。她对这个外公有什么感情？为什么要去那个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地方？

母亲从香港回来，校园里很多人找各种借口来家里坐。母亲有一种常人没有的本事：既让对方打听不到香港的情况，又保护了自己和家人，还一个人都不得罪。

家里出现了很多彩色照片。我们原来的照片都是黑白的，这些彩色照片一摆出来，像巨人一样。

照片里，母亲抹着口红，穿着高跟鞋，站在飞机旁边，站在游轮上，站在高楼大厦前面。

我天天面对的那个妈妈，怎么活像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夫人？

那个当年骨瘦如柴、不肯进照相馆镜头的女人，终于站进了照片里。

那时候，我只顾着惊讶。

又过了几年，轮到我自己去香港了。

最好的老师

尼克松访华以后，英语在生活里一下子重要起来。大家放弃俄语、改学英语的步子越来越快。

父亲是用英语读完中学的人，可是他不肯教我发音。他说自己有上海口音。

他在系里替我物色老师，找到了一位广东籍的女老师。她是从美国耶鲁、英国剑桥毕业回国的华侨。

怎么好意思白白麻烦人家？正好她的小儿子想学小提琴。于是每个星期两天，我去上英语课，顺便教她儿子拉琴。

我从这件事里悟出一个道理：学任何东西，老师都要找最好的，不能将就第二好的。

镜子

那时候学英语，先学四十八个国际音标。

老师吩咐我，每次上课都要带一面小镜子。道理很简单：口型不到位，发音就不准。

原来发音这么难。光是音标就学了好几个月。

她教我念“thank”：第一个辅音，舌尖顶住上齿龈，往外送气；第二个元音，嘴巴往左右两边拉到最大，有时候都感觉有点痛；然后拼起来，再加上最后那个重鼻音。

很多中国人把“thank”念成“三克”，第一个音节就错了。我当年对着那面小镜子，一遍一遍拉嘴角。

直到今天，儿子纠正我发音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还会先想：这是哪一个国际音标？

老师嘱咐每次上课必须带一个小的镜子，道理很简单，口型不到位，发音就不准确。 —— 2022 年 12 月 3 日

名人的错别字

有一天，父亲借给我一本很精致的书。书里收集了很多名人犯过的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。

我一下子茅塞顿开：原来他们也天天出错，那我还怕什么？

从那以后，我见了“老外”就问：

“Do you speak Chinese?”

你不会讲我的语言，我倒会讲一些你的。

不怕犯错，是我学英语的一个转折点。后来我在推特上写东西，错别字一大堆，也是这个道理。

漫画和电灯

家里除了《参考消息》，还订了英文的《北京周报》，有时候还有《华盛顿邮报》。我看不懂英文，只看图片和漫画。

有一次《华盛顿邮报》上登了一幅漫画：一个丁点大的黑人小孩，站在一台巨大的冰箱前面，画外音是“又没有吃的了”。

我对父亲说：他把冰箱卖了，可以买好多吃的。

中学物理老师讲电压，拿水压打比方，说水流越急，水压越高，电也一样。我举手问他：那为什么一楼和三楼的电灯一样亮？

我从小就喜欢跟别人想的不一样。当年这是缺点，后来到了西方，反而成了优点，英文叫“thinking outside the box”。

第一首英文歌

父亲教我唱的第一首英文歌，叫《Old Black Joe》。

现在的人说，这首歌把奴隶制美化了，再也不唱它了。可它的确是我会唱的第一首英文歌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开着房车跨过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州界，路牌上写着“美国音乐的诞生地”。我想起来的，就是这首歌。

我从小偏科。喜欢的科目拼命学，不喜欢的碰都不想碰。那时候我喜欢数学，先崇拜华罗庚，后来又崇拜陈景润。

每千字七美分

中国进了联合国以后，很多联合国文件要翻译，交给父亲这样的高校老师来做。

我义务帮他打字。听说每打一千个字，可以给国家赚七分美元的外汇。

打字的这点底子，后来在香港派上了大用场。

继承遗产

七十年代中后期，算起来快五十年前，轮到我去香港了。

那时候像我这样去香港的，名义上都带着一个任务：继承遗产。大院里在我之前走了一个男孩，听说他祖父在马来西亚有个橡胶园，他也是去“继承遗产”的。公安局对这种情况一律开绿灯。

外公写给公安局的那封信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说自己是本世纪翻页的时候出生的，一九〇〇年；毕业于税务专门学校，在海关做过官员；在香港有自己的生意，热心各种慈善捐款。

信是繁体字写的，咬文嚼字，之乎者也，一听就是有钱人的口吻。

按规定，我只能用人民币换二十块港币。为了这二十块钱，我跑了好几天，跑了好几个单位，盖了好几个红印章。汇率我还记得：0.26 元人民币换 1 元港币。

出发前，关心我的人都来送行。听说人民币在香港没用，有人塞给我全国粮票，还有人说，恐怕要国际粮票才行。我也搞不清楚，香港要不要粮票。

小提琴

我的全副身家，除了那二十块港币，就是一把德国小提琴。

琴的指板和旋钮上镶着贝壳花，就算没人拉它，也是一件很漂亮的东西。那把琴花了父母半辈子的积蓄，当时在上海值一千块人民币。

父母担心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，连饭都吃不上。最坏的情况他们都想到了：去酒吧兼职做一个“洋琴鬼”，或者在街边拉琴，过路人总会往琴盒里扔几个零钱。

这个主意，来自上海那个留长头发、在香港酒吧打过鼓的阿六头。他说在香港有一技之长，很容易混口饭吃。

就这样，我也成了“音乐人”。

父亲说：实在混不下去，就卖掉这把小提琴，买张机票回来吧。

一路火车周折，加上那繁琐的过关，我都时时刻刻把这“宝贝”搂在怀里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3 日

我后来没有卖它。它陪我从大陆到了香港，又陪我漂洋过海到了加拿大。孤独的时候，我还想搂着它睡觉。

父母拿出半辈子的积蓄，换来的是儿子越走越远。

那一年，我抱着这把琴，走向罗湖桥。

第二部 香港：一个人

罗湖桥

记得那时候的深圳罗湖桥，破破烂烂的。

我提着大包小包走到桥的中线，非常犹豫地迈出了那一步。那毕竟是国境线。

回头一看，桥头上有一副对联：“热爱家乡，保卫祖国”。

桥这边，一个穿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呵斥我，叫我快走。他的衣服显得很寒碜，态度也很不耐烦。

桥那边，站着一位穿黑呢子制服的女警察。她朝我笑了笑，用手指给我该走的路线。

我手里握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“通行证”。上面是好久不见的繁体字，纸张厚实得很，我从小到大没摸过那么厚的纸。

入境大厅里坐满了人，来自全国各地。中午每人发一个盒饭。人家都快下班了，还没轮到我。

原来广播早就叫过我的名字很多次了。他们讲的是广东话，我觉得“那个人”跟我毫无关系。

火车上的女人

我终于坐上了去九龙红磡的火车。那时候的火车还是人货混装，有运货的闷罐车，也有运牲口和蔬菜的。

我找个位子坐下来，四处打量，样样都新鲜。

对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看上去和蔼可亲。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普通话比我还标准，说可以帮我提行李。

我那时候“阶级斗争那根弦”绷得紧紧的，很坚决地拒绝了。

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今天的旅行箱，箱子底下更不会有轮子。整列火车上，就我一个人最“论尽”（广东话，笨手笨脚的意思），好像谁都想帮我一把。

到了九龙总站，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大厅中间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手里紧紧攥着两样东西：一张写着名字、电话、地址的纸条，还有那仅有的二十块港币。

最后还是那位女士，帮我给从没见过面的外公打了电话。

他们讲的都是广东话。大意是：我的钱恐怕不够付出租车费，我又不肯接受任何人的钱。外公就在楼下拿着钱等我。

霸王车

出租车飞快地钻过海底隧道。司机大佬从倒后镜里打量我：哪里来了一个“不会讲话”的人？

他明显兜了圈子。本来够付的车钱，变成了我倒欠他十几块。

我把仅有的二十块港币交到他手上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大喊要报警，要抓这个坐“霸王车”的“偷渡客”。

外公在哪里？我怎么一来就闯祸了？

原来外公等的地方是双黄线，出租车不能停。两个人用广东话吵起来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大概是说，这本来就是港岛的车，不该收来回两份隧道费。

就这样，那二十块钱没了。

那是我跑了好几天、盖了好几个红印章才换来的。

我把仅有的二十港元交到他手上，他抓住我的衣领，高喊要报警拉人，惩罚这位坐霸王车的”偷渡客”。外祖父在哪里？我怎么一来就闯祸？ —— 2023 年 7 月 13 日

在那个司机眼里，我是一个“偷渡客”。

在上海，祖父母家是资本家，我是“黑五类”家里的孩子；在四川，父母家是知识分子，是“臭老九”；到了香港，我又成了一个不招人待见的“大陆仔”。

我好像从小就是被人另眼相看的那一个。后来我看不得别人歧视人，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
两个不像的人

终于见到了这辈子第一次见面的外公。

他见过我丁点大的黑白照片，我见过他很多张巨大的彩色照片。我们两个互相打量，再一次确认彼此之间有一种关系，但谁都不像谁。

外公长得像个外国人。

他住在铜锣湾，房子有电梯，不是“唐楼”，也不用住山上的木屋或者政府的廉租屋。那时候的电梯，有自己开的，也有人帮你开的。外公家那部要自己开，每到一层，得自己拉开、关上一道铁和竹子做的栅栏门。

我睡在他家的客厅里，成了“厅长”：客厅的长官。睡得比谁都晚，起得比谁都早。这是我到香港几个小时之后才弄明白的“残酷现实”。

外公是个纨绔子弟，周游世界，从来都把钱花得精光。他有一个嗜好是集邮，开了一家邮票社，在铜锣湾闹市的一条侧街上，铺面只有豆腐干那么大。

邮票社是一个世界性组织的会员，常常收到寄来的邮包，都是世界各地最普通、最便宜的邮票，连着剪下来的一角信封，每一百张用橡皮筋捆成一扎。我们要用温水把邮票泡下来，跟别的家庭作坊没什么两样。

我很快看清了眼前的现实：外公不穷，但也绝对谈不上富。

“继承遗产”的梦，就这样彻底破灭了。

我占用了国家宝贵的二十块港币外汇，换来的就是这个。

春冰薄

那天中午快到了，我正琢磨着怎么做饭。外公说，我们出去吃。

第一天就“下馆子”？太奢侈了。那时候大陆的人出去吃饭，比今天的人参加婚宴还少。

我们在一家典型的广东茶楼坐下。几笼小小的点心吃下去，外公问我：

“够了吗？”

我心里想，再来二三十笼我也吃得下。嘴上说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我抬头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：

春冰薄，人情更薄；黄连苦，贫穷更苦；登天难，求人更难；江河险，人心更险；……. —— 2023 年 7 月 14 日

这几句的次序，我已经记不准了。可是这些字，我会记一辈子。

走出茶楼，我花八毫子，买了一条加长的嘉顿“生命面包”（Garden Life Bread）。

多好的名字。维持生命的面包。

我一边走，一边把面包往嘴里塞，眼睛里全是眼泪。

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钱的压力。

外公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。我没有任何理由怪他。在那之前，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我这个人。替我付出租车的差价，让我睡客厅，还请我喝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
我后来常对人说：远亲不如近邻？我看是“近亲不如远邻”才对。

来香港之前，我一直以为钱不是问题，东西也不是问题。现在，我要靠一条“生命面包”来维持生命。

贵人

到香港的头几天，我就开始找工作了。

香港有两份“米报”，一份英文的《南华早报》，一份中文的《星岛日报》，找工作都看里面的分类广告。

我先去找父亲的一位熟人。他在美国读过大学，又拿了英国的博士，在中环一座很高的写字楼里开公司。我只想向他讨一点忠告。

万万没想到，他当场给了我一份工作。

我话也说不清，路也找不到，人家却说，随时可以来上班。与其说是找到了工作，不如说是接受了别人的“恩赐”。

到香港没几天，就遇到了贵人¹。我这辈子都感谢他们夫妇。很多年后他去世，我在家里打印了他的遗像，参加了他的网上追悼会。

香港的其他亲戚帮我凑了一千块港币。我决定拿它来“包装”自己。上海人说“噱头”就是头，“蹩脚”就是脚（上海话）：时髦的发型，漂亮的皮鞋，再加上名牌西装、衬衫、领带。

那时候我看上去，已经比香港人还“香港”了。

工资要一个月以后才发。我回到那家面包店，一口气买了七条嘉顿生命面包，藏在家里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：Monday，Tuesday，Wednesday……

就像今天吃的降血压药，一天一条，绝对不能多吃。不一样的是，少吃没问题。

Boy

我的工作叫“Boy”，大概就是办公室里打杂跑腿的男孩。我存在的意义，是让别人的效率更高。

每天要负责上午茶和下午茶。我要记住每个人喝咖啡还是喝茶，加不加奶，加一块糖还是两块糖。

最主要的活是送信。香港是英国殖民地，除了广东话拼音的街名，路名都是英国的人名、地名。我就学看地图，背英国人常用的名字，送起信来快了很多。

我还有一些小窍门：要签收的信，我先把笔递上；每到一层电梯，我先按好“下行”。都是为了省时间，凡事比别人快一步。

学打字，我更是如痴如狂。在四川帮父亲打联合国文件的那点底子，这下派上了用场。

英语打字练习，至今还记得：“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” 就这一句英文句子，覆盖了每一个字母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5 日

快的关键是十个手指停在中间那一排“Home keys”上，兼顾上下两排，最要紧是“盲打”。

那时候办公室已经不用电报，传真还没出现，最流行的是“电传”（Telex）。电传按字母或者按时间收费，所以缩写特别重要，比如今天大家都会说的“ASAP”，就是“As Soon As Possible”。

电传室旁边有两位职业女秘书。我感觉她们都交了男朋友，一下班就想赶去约会。她们很乐意教我怎么操作电传，好早点走。

没多久，这个“大陆仔”打字像飞一样，还会电传。我很骄傲：不敢说全香港，起码这栋大楼里找不出第二个。

公司加薪的频率和幅度，说明我很快成了一个重要的人。

天星小轮的下层

那时候对我来说，最难的不是英语，是广东话。

普通话四个声调，广东话有九个。写出来的字也不一样：自行车叫“单车”，出租车叫“的士”。

我花“巨资”，买下了商务印书馆所有能买到的粤语磁带。那时候我在九龙租了一个房间，每天来回港岛上下班，坐的是天星小轮最便宜的下层。

我吹着海风，望着维多利亚港，一个人东一句西一句地念：

“你食咗饭未呀？”“今日会唔会打风？”“你屋企有几多细佬？”（广东话）

旁边的人都以为我是精神病人。

周末我去外公的邮票店帮忙看铺，常常要和街上的地痞打交道，学了不少广东粗口。有一天有人骂我“你食鸡煲翅”，我一下愣住了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你食先啦。”

后来才知道，那是电影里拿来代替“死”字的说法。我歪打正着。

大半年下来，周围的人还是笑我讲得“咩咩地”。可是语言最终是为了交流。最后，别人会猜我是广东某个地方来的，只是说不出是哪里。最后那一点上海口音，怎么也抹不掉。周围的人劝我别费劲了：带上海口音不要紧，上海不算乡下。

先爱上她

广东话过了关，我开始专攻英语，听说读写一起来。

香港是双语社会，政府和商家的告示都有中英文。我刻意只看英文，实在看不懂，才看旁边的中文。每天先看粤语的翡翠台新闻，再看英文的明珠台新闻，同一家电视台，很多时候连新闻的顺序都一样。用一种你不熟的语言，讲一件你熟悉的事，你一定能猜个七七八八。

我参加英文教会的青年聚会。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，每个人讲自己的经历，为不该做的事忏悔。我也有机会用英文讲。

我在《南华早报》上登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分类广告，找一个想学中文的人做语言交换，不涉及任何金钱。每次见面，一半时间全讲英文，一半时间全讲中文。

我还专挑讲英语的人去的酒吧，大多在湾仔。几杯酒下肚，没有人在乎你的语法和发音。

我的英语突飞猛进，是因为我先爱上“她”，“她”才开始爱上我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5 日

教英语的父亲，以为我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。其实我根本没时间交女朋友。

母亲那边，我怕她担心我太孤独，就常常在书报摊花几毛钱，买一两张同一个女明星的生活照，寄回家去糊弄她。

时间、金钱、人力

我最喜欢的两个机构，一个是湾仔的英国文化协会，一个是香港管理专业协会（HKMA）。除了语言和管理，它们还教你西方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精髓。

HKMA 的老师，白天都是在公司里打仗的经营者。有一位老师问：一家店用不锈钢和玻璃做背景，一家店用木头和稻草做背景，门口都写着“有新鲜鸡蛋卖”，你去哪一家？另一位老师，把一身像样的西装后摆剪了个三角口，穿条短裤，还故意在讲台上掉了一根裤腰带，问我们能不能记住他。

还有一位老师，每次都在黑板上写三个词：时间、金钱、人力。做任何事都要想到这三样，缺一不可，也不能滥用。

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兼职，是带内地来访的官员参观香港，有点像导游。他们最搞不懂的一件事是：巴掌大的香港，为什么要设那么多伤残人士停车位？

我常常不耐烦地回答：没有这些东西，那就不是香港了。

八十年代初，香港刚开始流行个人电脑，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。很多年轻人兼职卖加州的“水果”电脑，我偏偏去推销一个德国牌子，叫 Medfly，地中海果蝇。你们卖“水果”，我就卖“果蝇”。

那时候的电脑要专人上门安装。我去过很多香港的豪宅别墅，那算是我上的第一堂励志课，题目是：有钱真好。

用不完的时间

八十年代初，我一个人在香港生活，一穷二白：没有学历，没有家底，没有人脉。

可是同龄人很羡慕我。香港人住得挤，晚归会吵醒全家。我却可以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，甚至不回家。

我有一样了不得的资源：用不完的时间。除了学习，我拼命交朋友，专找和自己背景完全不同的人。

有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，常拉我去参加一些政治集会。从港岛坐天星小轮到尖沙咀，沿着弥敦道一直走，有一个礼堂，里面的人群情激愤。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对提高嗓门的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这个耳朵进，那个耳朵出，只等着散会去吃饭。

我们常去一家很特别的小馆。门口挂着草帽、草鞋，还有一把耕地的犁耙，洗手间叫“乡公所”。我每次都要找同一张桌子坐，因为那面墙上，有毛笔正楷写的四个字：

“修谈国事”。

我是借这四个字提醒那位朋友：我这一辈子的“政治建设”已经太多了，该搞“经济建设”了。我们聊聊怎么赚钱吧。

我给自己定过一个目标：要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。先改“硬件”：烫一头卷卷的爆炸头，穿比皮鞋还宽的喇叭裤，正装是一色的浅色西装。再改“软件”，也就是想事情的方法。

这件事，我在香港整整花了二十年。

香港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：英雄不论出身。他们不管你是怎么来的，扒火车、游水还是爬山，来了就是香港人。不要跟香港人讲你爸是谁、你是哪里毕业的，他们只关心你能做成什么事。

这一条，我一直记着。

第三部 北京与上海：两个人

长雨伞

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，我去面试。

我穿了一身浅色西装，喇叭裤，尖头皮鞋，头发烫成卷卷毛，活像戴了一顶大帽子。那天还下着一点雨，我拿一把长雨伞当拐杖。

相册里还有一张那天的照片为证。用今天的话说，绝对“IN”。

那时候找工作，求职信要精雕细琢，衣着打扮也很重要。我的求职信是有针对性地写的，绝不用商务印书馆卖的那种求职信样本，那种“八股文”一定坏事。

我还想好了要告诉对方：你在选我的时候，我也在选你。

那天的公司，是一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的全资附属公司：王安电脑。

什么样的人让你生气

面试我的不是部门经理，也没有人事部的人陪着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王安电脑亚太区的总裁。

面试用英文。快结束的时候，他问了我一句：

“What kind of people really annoy you?”（什么样的人会惹你生气？）

我说：整天问你学的是什么、有什么文凭的人。

他说：“你猜我是学什么的？”

不等我猜，他自己答了：“戏剧表演。”

美国第三大电脑公司的亚太区总裁，学的不是计算机，是戏剧表演。

他看出我对电脑的痴迷。我的业余爱好是用 BASIC 语言编程，还常去黄金商场买 Apple II 的套件，回家自己焊。我还花五美元，向比尔·盖茨邮购过一套 MS-DOS。

他说，对我只有一个要求：不要再去别家找工作了。至于把我放在哪个部门，他还没想好。

出了门，我找了个公用电话，给当时的哥们儿报喜：“搞定了。”

他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谦虚了一下：这个大老板从小在上海长大，我也是上海长大的，所以就成了。

然后我说：“糟了，我忘了问工资多少。”

不过肯定不会差。等面试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茶水间，雀巢咖啡、可口可乐，吃的喝的样样齐全。

上海小朋友

王安电脑的亚太总部，在铜锣湾三越百货楼上，占了三层。

公司里有几位年纪大、讲上海话的人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王太太记不住我的名字，就叫我“上海小朋友”。

没想到，今天这个小朋友成了“上海老头子”，还在推特上“八卦”他们家的事。

王安本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：五十年代，一个人在车房里拿六百美元创业，第一年做了一万五千美元的生意。到八十年代中期，公司营业额超过三十亿美元，雇员超过三万人。

他手下的人最爱讨论两件事：他有多有钱，他有多小气。

王家打麻将，输赢的上限是二十美元，谁输赢超过这个数都不算，不然王太太会说：“王安赌博了。”

有一次在北京，王太太问我，哪里能买到绍兴酒？我说可以请上海的同事帮忙。她想了想说，波士顿唐人街就有嘛。然后又加一句：

“小鬼头，埃面搭忒贵了。”（上海话：那里太贵了）

一个坐私人飞机来中国的人，嫌唐人街的绍兴酒贵。

打字机

我家客厅里到现在还放着一台 Underwood 牌的老式英文打字机。那些字母的铁锤常常打架，打错一个字母就得用白色涂改液盖掉重打。

王安电脑做的，就是把这一切革命化：文字处理。我们当年的口号是，别人是“把人放在电脑面前”，我们是“把电脑放在人面前”。

我中了很深的“王安毒”。后来我跳槽去另一家美国上市电脑公司，谈合同的时候提了一个“非分要求”：给我装一台王安个人电脑。

后来同事告诉我，那台电脑成了公司的“耻辱”：办公室正中间摆着一台竞争对手的产品，天天提醒大家自己的弱点。

那家公司叫 SUN。国内的亲戚说，我从“老王家”跳到了“老孙家”，反正都是打工。

他们不知道，那都是当年美国的电脑巨头。今天我在家里说自己是 IT 专业人士，儿子们都笑我。我就回一句：饿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
一九八四

一九八四年的某一天，总部来电话，说“大老板”要来中国见“最高领导人”。

那时候我在北京。公司给我印了一张很鲜亮的名片，实际上我就是个“小喽啰”。可我对派给我的每一件事都很认真：帮公司拓展业务，帮中国搞现代化，也想着自己升职加薪。

王安还没来，就出了问题：民航局不让他的外籍私人飞机飞北京到上海的国内航线。结果只能北京飞香港，香港再飞上海。

宴会上，王安要用中文讲话。我发现讲稿里好多字他不认识，比如“桥梁”。

会见的时候，邓小平讲四川话，王安讲上海话，简直是“鸡同鸭讲”，连翻译都帮不上忙。

我对身边的同事说：上海话翻四川话，四川话翻上海话，这不正是我的长项吗？

后来我在推特上贴出那天会见的照片，配了一句话：

下面这张照片应该我坐在中间才对(笑)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7 日

现在回头看，两个家留给我的一口上海话、一口四川话，那天差一点就派上了用场。

友谊宾馆

王安电脑那时候在中国得天独厚。最大的竞争对手 IBM 连个中文名字都还没有，王安的产品已经能输入输出中文了。河南有一位发明家发明了“五笔字型”，我们很快和河南省科委联系上，把这套输入法嵌进了王安电脑的键盘。

联合国的人口普查、世界银行的火车头项目，前前后后我都参与过。为了火车头，我跑过青岛、株洲，还有一个叫戚墅堰的地方。

公司要求派到中国的雇员都要会听说读写中文，老外也不例外。我们住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，古色古香，有好多栋楼、好多道门，门口站着穿军装的门卫。

有一次，我陪王安的一位兄弟去美国大使馆和友谊商店。他是胜利油田的总工程师。他告诉我，王安没有资助过家里任何人一分钱；可是王家所有的后代在美国读书，费用都由王安的基金出。

哥哥是美国的顶级富豪，弟弟一分钱的好处都没有，只有读书这一条路，可以沾到光。

麻派、舞派、托派

那几年在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，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义务工作，是帮大学生出国留学。

换美元，打国际电话，发传真，订机票，帮忙付费，安排接机，什么都做。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兴奋。

当时的大学生分三派：打麻将的“麻派”，谈恋爱的“舞派”，考托福的“托派”。托派的目标最明确。名牌大学的学生，最想要的是一本美国大学的目录；最发愁的不是学费，也不是英文，而是给几十所美国大学寄信的邮票钱。

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位最早的一批律师。他没上过政法学院，是在“七二一”夜大学的法律。有一次他请我帮个忙：那时候中国没有信用卡，他女儿要考托福和 GRE，请我帮着付报名费。

后来我看到了成绩，吓了一跳：托福满分，没上大学就直接考研究生。

我问他：你是怎么教孩子的？

他说：那时候没有钱，但有的是时间。讲到火车，就背着孩子去火车站；讲到青蛙，就背着孩子到田里抓青蛙。

那时候我还是单身。这句话，我记了很多年，直到自己有了孩子。

美国的两面

那几年，公司每年都派我去美国开年会、受培训。我借着这些机会，背个背囊，穿条牛仔裤，几乎走遍了美国。去得最多的是首都华盛顿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第一次去了拉斯维加斯。

有一天在马路上问路，对方是一个少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。他自己没钱，却非要带我去吃午饭。结果去了一座很大的教堂，和一群陌生人先唱圣歌，再饱餐一顿。

又有一天，我坐在白宫附近的草地上看书，有人过来找麻烦，问我是不是韩国人，说“你们”让美国人去打仗，死了不少人。我说不是。他就说，那就是日本人，也不是好东西，还骂了一个侮辱人的词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一个人去夏威夷自助游，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旅行团，就跟着他们玩。第一顿自助午餐，团里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台湾老先生中暑晕倒了。一下子来了一大群穿制服的人：警察、保安、急救人员。我成了现场翻译，被记者团团围住，还有慈善机构的人递名片，说愿意替老人付医药费。

我们午饭还没吃完，那位老先生就回来接着吃了。

我想起在北京见过的一幕：一个骑自行车的少女被车撞死，在路边躺了好几个小时。

我对美国，可以说是因误解而迷恋，因了解而失望。可是那个少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，我一直记得。

垃圾桶上的花

九十年代初，我做生意，常往上海跑。办公室设在大酒店里，晚上常去黄河路吃饭。

很多年以后，朋友推荐我看电视剧《繁花》，说那里面就是我那时候的样子。普通话版我看了两集就没兴趣了，后来在网上找到上海话版，越看越有味道。无论情节怎样，都是在温习这门方言。上海话，也算是我的母语。

后来的太太，那时候还是我的女朋友。她是北方人。

有一年在上海，正好是情人节，我糟糕地忘了给她买花。

那天走在淮海路上，看见一个闪亮的垃圾桶顶上，放着一捧包装得很精美的鲜花。肯定是哪个可怜的男孩子被拒绝以后，丢在那里的。

我连问都没问，拿起来，直接送到了她手里。

我连问都没问，直接送到她的手里，那一霎那，我就知道我可以跟她生活一辈子。 —— 2023 年 5 月 3 日

要补充一句：捡那束花的时候，是当着她的面捡的。

她只是笑了笑。

我当然笑得更欢了。

这件事有些人是理解不了的，千万不要强求。

后来，她跟着我，过了很多我们当时都想不到的日子。

她教我的词

太太是北方人，常常教我一些我不会的词。

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四川话叫“毛根朋友”。是太太告诉我，北方话叫“发小”。

到香港的时候，亲友们都吓唬我：娶个广东太太，天天给你煲“糖水”，你不喝她还生气。吓得我好久不敢出声。

后来才知道，广东话里的“糖水”就是甜品。那么好吃的东西，我当年怕什么？

太太虽然是北方人，却也很有广东人的讲究，家里经常备着糖水。

我也算是一个幸运的人。

三十多年前的一场辩论

那几年在上海，我还和一位报纸总编辑辩论过一次。

那家报纸报道：抓了三个外地人小偷。我去投诉，说不能这样写。他们说，这是事实。

我问总编辑：难道哪天你们要报道“抓了一个单眼皮杀人犯”？除非你能证明本地人从来不偷东西。

他当时完全不明白。我相信他今天已经明白了。

我讲这件事，是因为后来到了加拿大，我发现有些华人移民，还在强调地铁里抢劫的是黑人。没有移民的人往前走了，移了民的人反而停在了原地。

犯罪就是犯罪，和人种、和从哪里来无关。

两个钱包

那几年，我常在深圳和香港之间来回跑。内地的人都以为香港的犯罪率比深圳高得多，其实正好相反。

有一次在香港沙田，我坐出租车去港岛，钱包落在了第一辆车上，又换了一辆过海的出租车。还没到目的地，警察就通知我，钱包找到了。

又有一次在深圳，我的钱包被偷了，跑到派出所报案。我以为扒手会拿走现金，留下证件。到了那里，一群警察正在打牌，让我自己在一大堆身份证、通行证、回乡证里翻。不用做记录，也不用录口供，因为实在太多了。

一个信息透明的地方，你可能觉得不安全，实际上却非常安全。

蹲在路边装肚子痛

一九九七年之前，香港人讨论得最严肃的话题，就是要不要移民，移到哪里去。

坊间流传一种测试方法：蹲在马路边装肚子痛，看有多少人停下来问你，再决定愿不愿意在那里待一辈子。

我和身边的人都没做过这个测试。我凭着印象，选了加拿大。

我对加拿大最早的印象，是土地很大，人很“乡村”。有一次在美国公司开年会，我和一位加拿大同事很聊得来，周末一起去替朋友买简·方达的有氧操录像带。他说：“要那玩意儿干嘛？我太太体重两百多磅。”

加拿大人都是“粗线条”。喝易拉罐饮料，从来不用杯子，也不擦一下罐顶，直接往嘴里倒。

一顿免费晚宴

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¹，一位和加拿大有关系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当晚有个宴会，叫我去充个数。免费晚餐，谁会说不。

赶到灯火辉煌的现场，我愣了一下：主持人是加拿大最大一个省的省长，一身西装，脚上却是一双休闲鞋。

那是安大略省在香港的招商会。省长叫 Mike Harris，做过滑雪教练和学校老师。人们爱讲他当老师时的一个故事：孩子们不爱吃自己带的午餐盒，他就提倡大家互相交换，结果孩子们胃口大开，家长们也更愿意花心思做午餐。

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政客，游说的本事一流。本来就有移民打算的我，全盘照收。

后来我算过一笔账：他除了给我带来了移民生活，还带来了十七万加元的债。那是移民第一天我算出来的：当年安大略省欠的公共债务，除以全省的纳税人数。

移民来还债，就当是报答当年的白求恩吧。

纽约的面试

我的移民面试，是在纽约的加拿大领事馆。

移民官和我聊得很好，最后还把我送到门口。他鼓励了我很多，说我在这个全新的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调出当年的档案，才发现他给了我满分。

我的移民类别有一个条件：两年之内必须成立一家公司，雇用至少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加拿大人。做到了，才能取消移民条件。

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公司办得越小越好，时间越短越好。满足了条件，要么找工作，要么自雇。

我小时候在四川的大学校园里，每到夏天，到处都有人下象棋。围观的人越多，那盘棋越高明。有一条金科玉律：新来看棋的人，不要轻易开口，不然一定被人轰走。要沉默多久，就看那盘棋有多“残”。

其实任何移民，面对的都是一盘“残局”, 到底有多“残”, 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。 —— 2023 年 12 月 2 日

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正在下棋的人高明。

96.3

刚到多伦多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来采访我，问：多伦多什么东西最吸引你？

我说：“96.3。”

那是多伦多一个全天播古典音乐的调频电台。它有一句不断重复的口号：

“Beautiful Music For A Crazy World!”（为了一个疯狂的世界，送上美好的音乐。）

这居然成了我移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九十年代末，我们一家人到了多伦多²。

我从上海的阳台出发，经过四川的校园、香港的客厅，一路走到了这里。这一次，不是一个人了。

第四部 多伦多：一家人

水鱼

到加拿大差不多一个星期，第一件事是买车。车行说，要先买好保险才能提车。

我让销售员把我放在一个华人购物中心，随便找了个华人保险代理。他什么方言都会讲，热情得不得了。保险怎么这么贵？我想，大概是冬天太长吧。

回到住的地方，电视上也在卖汽车保险。我闲着无聊，打个电话问问，就当练英语。

报价把我吓了一跳：只有那位华人代理的四到五折。

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为加拿大经济做贡献，原来是一条新到的“水鱼”（广东话，冤大头的意思）。

冰酒

移民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帮本地的葡萄酒厂向亚洲推销加拿大的特产：冰酒。

政府出钱，请有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背景的华人后代来实习。没想到，我们真的把那么贵的冰酒，用恒温集装箱成批卖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。

地下室

我当时的目标很简单：赚加币，讲好英文，接触社会。

可是太太不讲英语，也不开车，孩子还很小，都要人照顾。怎么办？我想办法在家里上班。

那时候互联网刚起步。你说“Open Windows”，真有人去把窗户打开；你说“Mouse”，人家看看房间里哪来的老鼠。

有一次我给地产经纪讲课，问他们有没有电子邮件。一两个人说有，大多数说没有，还有一个人说：买了，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

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域名。普通加拿大人根本不知道域名是怎么来的。我干脆在家里开了一门生意：卖域名，卖主机空间，做网站。

你去告诉加拿大的专业人士，律师、医生、会计师、地产经纪：你可以拥有你自己名字的“.com”，还有你自己的网站，一张二十四小时、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电子名片。

那时候利润很高，十几倍，甚至几十倍。老外的名字早被注册得七七八八，偏偏很多华人的名字没人买。多伦多很多“名字值钱”、有头有脸的华人，都成了我的客户。

我还找了两个兼职帮我一起“卖名字”，一个讲伊朗话，一个讲犹太人的话。

我就在家里的地下室见客人。有时候身上还背着孩子。

我当时就在家里的地下室见客人，有时候身上还背着娃， 特别的煽情(感觉在赚奶粉和尿片的钱)，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生意，没想到客人反而喜欢。 —— 2023 年 12 月 1 日

做网站用的是微软 Office 里一个叫 FrontPage 的模块，所见即所得。当时在网上和我交流使用心得的，是一个八岁的加拿大小男孩。对他来说是爱好，对我来说是养家糊口。

最难的是摸清客人的品位，比如喜欢什么颜色。我有个秘诀：我几乎买齐了加拿大能买到的所有啤酒，摆在家里，客人来了就问，你喜欢哪一种的包装？比如荷兰的喜力，绿色为主，点缀一点红。

然后我称赞他：“好品位！啤酒商当年花了五十万美元做设计和市场调研。”

保罗

有一位客人叫保罗，我印象很深。他研究萧伯纳发明的一套字母，听说萧伯纳的遗产成立了一个基金，全世界谁研究他的这项发明，都可以申请拨款。

网站做到一半，保罗突然对价格提出了“异议”。

我心里想：难怪人家说犹太人小气。

没想到他说：我想多给你一点钱，可以吗？

我抱起身边的孩子，很肯定地说：“当然欢迎啦。”

这件小事，对治疗我这个第一代“码农”的偏见，帮助很大。

复原键

那几年我也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找工作，准备简历，准备面试，很激动。后来发现，加拿大和香港一样“排外”。他们有一句老话：“你没有加拿大经验。”

我回答：“但是我有国际经验。”

那一年，美国上市公司百思买收购了加拿大的“未来商店”（Future Shop），要招很多人。我早做好了降级的准备，找到的工作是最初级的：在门店卖笔记本电脑。

以前所有的企业经验，全部清零。

移民算是一个十足的“复原键”，我被派到商店去卖笔记本电脑。 —— 2023 年 12 月 2 日

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到哪里都习惯看看能改进什么。我在每台展示的笔记本电脑上都放上当年的电影预告片，几十台电脑同时播不同的电影，场面很壮观。经理问我有没有版权问题，我说你放心，人家不收广告费就算好了。

加拿大人一看，原来笔记本电脑还能看电影。销量莫名其妙地大涨，我被评为“最佳雇员”，连续好几个月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：很多同事的名字，客人记不住，比如“穆罕默德”；我叫“维克”，客人一下就记住了，投票都投我。

我在那里交了很多中东朋友，大多是从伊朗来的移民。他们带我去吃风味餐厅，告诉我他们当着父母的面绝不吃猪肉，背地里什么都吃。我对世界那个角落的偏见，也改了不少。

后来，我还去多伦多一个华人文化中心，教从香港移民来的老人用电脑，好让他们和下一代说得上话。算是报答当年香港对我的恩惠。

蜡烛

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晚上，我把家里人都叫到地下室，点上了所有能找到的蜡烛，悼念那三千多个无辜死去的人。

白天我在那里见客人；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那里点蜡烛。

双子大楼有一幕，在我脑子里永远抹不掉：那些人在最后一刹那，要选择怎样死去。

一句流利的英语

有一次回上海探亲，几个准备移民的家庭约我见面，想了解加拿大的情况。他们都说“英语没问题”，每一对夫妇里，都有一个是大学英语系毕业的。

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，但我知道我父亲有问题。我还没出生，他就教外语了，给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机构当过翻译。他常来加拿大，可到老还是搞不懂，为什么加拿大人管“电”叫“水”（hydro）。因为这里是水力发电。

做教授的都有问题，你觉得毕业生会没有问题吗？

太太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数不全。她说中学最讨厌的科目就是英语。

可是过日子要讲英语。那时候她有一部手机，讲不通的时候，她有一句最流利的英语：

“Could you please speak to my husband? ” (可否请你跟我先生讲话？） —— 2023 年 2 月 1 日

然后把手机递给店员。

这句话她要么不说，说出来，发音都是准的。

我意识到问题严重。我在多伦多东北面，开车大约一个小时的一个湖里，找了一座岛，在岛上的拖车公园租了一个位置。每年夏天去住，一住就是十多年。

岛上有八百户人家，我们是唯一的亚洲人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和朋友打完高尔夫回来，邻居跑来说：你太太跟外面来钓鱼的人“吵架”了！

她后来说，只是讲话声音大了一点。

从那以后，邻居们都承认：这位平时不出声、岛上唯一的亚洲女人，已经是一口流利的英语了。

现在她大部分时间看英文电影，很少看中文电影了。

把一个不会讲英语、不会开车的人，带到一个处处要讲英语、要开车的国家，这个决定是我做的。代价有一半是她付的。

我在香港的时候，给自己定过一个目标：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。到了这里，我又定了一个：比加拿大人更“加拿大”。

这一回不改头发，也不改裤腿了，改的是脑子里的东西：这里的选举制度、三级政府、司法体系、教育系统，连听笑话，都想听加拿大版的。我在香港做过陪审员，在加拿大也做过两次，这里的法庭比我想象的还要严肃得多。

这件事，我到今天还在努力。

不要干预

儿子们很小的时候，我和太太就发现，他们都是左撇子。

做父母的都担心：以后做什么都比别人难。左手的高尔夫球杆要贵很多；要学小提琴怎么办？世界上好像没有左手的小提琴。

我到处查资料，又去问心理医生。得到的答复是：不要干预，不然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展。

真正说服我的，是一份名单：杜鲁门、福特、里根、老布什、克林顿、奥巴马，好多位美国总统都是左撇子。

我对太太说笑：“哎呀，实在不行就做个美国总统算了。”

没多久，我就发现了好处。他们平时不做作业，吃饭的时候才赶，左手拿笔，右手拿筷子，左右开弓。这点本事，谁都不敢梦想。

后来参加体育队，人家专挑左撇子，说可以从左边进攻对方。缺点成了优点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

和孩子一起读书

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：和孩子们一起读书，从幼儿园的学前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，这里叫 K-12。

我找到一个免费的网站，图文并茂，有视频，有音频。先选年级，再选州，我选的是加利福尼亚州。不用读数理化，只读语文，还有高年级的历史和地理。

所以我知道 Rosa Parks 是谁：那位黑人女士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上让座，被捕入狱，成了民权运动的导火线。

朋友问我：你为什么和孩子这么聊得来？

我想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我知道的东西，和下一代是同步的。

作为移民期望和下一代知识同步吗？愿与他们三观吻合吗？ 我可以坦诚地说，这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6 日

小时候，父亲在上海外语学院进修，学校饭堂的菜牌是用英文写的，他给我造了一个英文的环境。到了这里，我给自己造了一个和儿子们一样的环境。

急诊室

刚来的时候，要定期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。那位医生是“金山伯”的后代，祖上是到北美淘金的华人。他问我当过红卫兵没有，我说当过，不过我记得大部分时间是“红小兵”。

他建议孩子入冬前打流感针。我的反应是：凭什么？没病没痛的，挨一针？

他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全是网站，让我自己去研究。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，最后的决定是：打。不但孩子打，全家都打。二十多年，只漏过一年。

有一次孩子很小，发烧。我抱着他去医院急诊，还没站稳，分流护士就像抢一样，抱着孩子往里跑。

我在候诊厅的电视前坐下来，才知道那两天，安大略省有三个小孩死于脑膜炎。

在加拿大看急诊，不按先来后到，按病情的危急程度。你等得越久，说明你的情况越不用担心。

那一次，我们没有等。

少了很多亲人

我们的决定，给孩子带来一个问题：他们在成长中，少了很多亲人。

身边没有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也没有表哥表弟、表姐表妹。

多伦多北约克的中央图书馆当年有一个项目，帮孩子们找“爷爷”“奶奶”，给他们讲故事，做游戏。

我们还在朋友圈子里凑了五个家庭，十多年里经常聚会，一起参加旅游团。今天这大约十个孩子形同兄弟姐妹，有的住在不同的城市，还定期相约见面。

我当这个“大家庭”的团长，找旅游公司的团体销售拿折扣。其实这个“旅行社”没什么事：每家人自己上传护照，免得名字搞错，自己付钱，自己决定买不买保险。

有一次在牙买加，下了飞机，来接我们的大巴车窗上写着“黄氏旅行团”。太太看了很惊讶。

一个本来不姓黄的人，带着一个“黄氏旅行团”。

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古巴，孩子还很小。度假村推销一场“大腿舞”晚会，我说，让带孩子我就去。没想到人家文化部门还真的特批了。晚会的圆桌上放着一瓶朗姆酒，我们是全场唯一带着小孩的客人。

有一次轮到我当家长值班，看管几家人的孩子。正好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。除了他们自己的作业，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额外的“课题”：在网上找到白宫的电话，打过去表示祝贺。实际上是留言¹。

后来我把这件事写出来，有推友说这比登天还难，甚至说我编故事。

滞留温哥华

有一年中国新年，我带着儿子回上海看我父亲，想陪他过一个好年。

飞机因为天气原因滞留在温哥华。很多多伦多的家庭，都被迫留在那里过年。

我帮大家和航空公司谈判，争取到最好的待遇：出租车来回机场，在酒店、在机场吃饭，甚至买东西，都可以免单。

这时候我留意到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比我家的能干，除了翻译菜单，凡事都像家长一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刻意把很多事交给儿子去做，比如写投诉信，去要求有关的服务。他们越来越能干，慢慢充当了大人的角色。

儿子小时候，我带他回过上海。他觉得样样都好，回到多伦多，跟小朋友们吹得天花乱坠：上海人多么讲究洗澡，澡堂超大；多么讲究唱歌，歌厅超大。

我跟他开玩笑：带你去见上海市长，你能不能提点意见？

他说：过马路的时候，别老想撞死我；上厕所的时候，能不能再干净一点。

这是一个几岁的孩子眼里的上海。我的上海，他的上海，隔着几十年。

零级

一个儿子两岁就上音乐欣赏课，后来会四样乐器，从来没考过级。我叫他“零级”。

二〇一六年春天，他随乐队去另一个城市的大学音乐系交流，六月还要去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。那个周末他不在身边，我颇有空巢的感觉。

他做功课的时候，一定要戴着播音乐的耳机。

我从来不要求孩子考级，也不逼他们练琴。家里买了一台几百块的电钢琴，它自己会弹。哪天你们都不碰它，我照样有琴声陪着。

我不是为了零级感到骄傲，而是对他没有考任何级（戴上那些勋章）仍然对音乐的酷爱。 —— 2022 年 9 月 16 日

儿子上高中的时候，还演过一部话剧，叫《The Laramie Project》，讲的是一九九八年十月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件真事：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，因为是同性恋，被人活活折磨死。儿子演的是那个大学生的父亲。他念失去儿子的那一段独白，台下的观众哭成了一片。

泪人

二〇二二年九月，我把小儿子送到机场。他去欧洲读两年硕士，商学院一半时间在巴黎，一半时间在柏林。

太太哭得像个泪人。

我十分不明白。人家去的是欧洲，全世界的市中心；我们在加拿大，算是乡下。

也许这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。

我这辈子一直是离开的那一个。这一回，我是站在机场送人的那一个。

九比一

二〇二三年五月，我去巴黎看他。

他说：我很快就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要跑这一趟？你把一年的碳排放额度都用光了！

我说，我会很努力，平时骑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滑板车，省下来的排放量用来看你。

有一天中午，他约我吃饭，跟我讨论一件棉汗衫的“一生”：从裁剪成型到进焚化炉，平均只有两年。棉的衣服洗起来要更多的水、更高的水温，对地球的伤害反而更大。

巴黎国际大学城里，每个国家有一栋楼。“加拿大楼”的大厅里有一个长期的摄影展，介绍的摄影者，就是我的儿子。

感觉在他儿时，我教他的比例是“九比一”，今天这个比例倒过来了。 —— 2023 年 5 月 4 日

We paid it

二〇二三年六月，另一个儿子在同一个月里参加了两次毕业典礼。同一个人，同一所学校，因为他拿的是双学位：商学院加法学院，整整读了六年。

这一群准律师里面，他是年纪最小的之一。

推特上有人叫我“教授”，错了，我的老子是；有人说我是“律师”，也错了，我的儿子才是。

我告诉他：以后千万别再读书了，你再想读书我跟你急。是时候把学到的东西用一用了。

看着他，我想起他五岁的时候，去皇家银行开户，其实是联名账户，银行还奖励他五块加币。面对一堆讲法讲钱的文件，他一本正经，脸涨得通红。那个签字画押的样子，到今天还历历在目。

那天，我和太太每人手上拿着一张毕业文凭，走出典礼大厅。门口一位志愿者举着牌子，除了恭喜，还对我们说：

“You made it.”

我说：“We paid it.”

我们只是付学费而已。

第五部 路上：回去

像一辆装修工具车

我的房车是 B 型的，看上去像一辆箱式货车。不拖家带口的时候，它很像一辆做装修的工具车。

房车族都有一个矛盾：开车的时候希望它小，停下来的时候希望它大。

这么小的空间里，有一个完整的家，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。汽油、石油气；鲜水、灰水、黑水；发电机、发动机、太阳能，样样都要算着用。

学习房车生活也许多过大学文凭。近25年了我还在学。 —— 2022 年 9 月 22 日

现在流行“干露营”，不接水，不接电，不接排污，走到哪里停到哪里。有人问我哪里可以停，我说，没有说不让停的，都可以停。有一次在一个旅游区的沃尔玛停车场，我数了一下，停着六十五辆房车。

儿子老纠正我，不能说“吉普赛人”，要说“罗姆人”。可我常怀疑，自己的前身就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人。

从上海的阳台，到四川的校园，到香港的客厅，到多伦多的地下室，我一直在搬。到老了，干脆把家装在了车上。

Coco

我们家以前有一只狗，叫 Coco。

它从二〇〇五年陪我们到二〇一九年。

那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怎么理赔，没有给它买保险。有一次大手术，花了两千多加币。最后它“走”的时候，安乐死加一个骨灰盒，一共两百三十加币。

狗的命比人短得多，养狗的人一定会为它送终。

送走 Coco 以后，我和太太约法三章：五年之内不再养狗。失去它，太痛苦了。

二〇二二年秋天，我整理相架，又把它的照片拿出来看。

Koa

结果只隔了一年，我们就决定领养下一只。

那是二〇二〇年三月。加拿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大约一个星期。我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，联系到一家比较专业的繁育者，正好有一窝小狗出生。三月十七日出生，要等两个月才能领回家。

五月十七日，我们把它接回来。

名字是这样来的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儿子要买一把好一点的吉他，是用夏威夷的一种硬木做的，那种木头叫 Koa。

太太问了一句：

“那我有什么陪伴？” —— 2023 年 3 月 17 日

于是小狗也叫 Koa。中文名字叫“酷娃”。

疫情那几年，是它陪着我们度过的每一天。

购物中心门外

疫情期间，我开车到了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。那里有加拿大最大的购物中心。太太进去购物，我在外面遛狗、听书。

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保安。年长的那位先问我，是哪阵风把我吹来的，那时候还算客气。接着又问：你和太太什么时候、在哪里会面？

我说，这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我问那位年轻的，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。他说，你拍照的角度很特别。我说，我的人本来也很特别。

其实我站的地方，是购物中心界外的招牌底下，属于公共土地。我借这个机会，给两位穿制服的人上了一堂法治课。

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多年，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太太回来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听完，她说：如果你是一个白种老头，他们也会这样问你吗？

二〇二一年三月，我打第一针新冠疫苗。按年龄组排的优先权，我比安大略省省长和加拿大总理都打得早。预约在早上九点半，我五点多就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算“打”和“不打”的风险。算到最后，结论是英文里的一句话：No Brainer，不用想也知道。

停车场里的外卖

疫情期间，所有的餐厅都关了门，开着的也只能外卖。我常常开着房车去买，买完就在餐厅的停车场里吃，“新鲜热辣”，跟堂吃差不多。

有一次，一位香港来的移民，戴着口罩，看着我的房车，滔滔不绝地讲这个牌子、这个型号的优点和缺点。

我问：“你也买了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，太太不同意。”

我当时感叹万分：我真幸运，正好太太也喜欢。

接着我开始怀疑：她是因为我喜欢，才喜欢的。

现在每次出门，除了做准备，她开车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。

太太辛苦了。

老渔民

有一次，我开着房车到了海洋省份，在哈利法克斯郊外的一个渔村，买了几样手工艺品：系在龙虾笼上的浮漂，五颜六色，看颜色的组合，就知道是哪一家的收获。

回到营地睡了个午觉，那位卖东西的渔民找上门来，说我多给了他钱。营地里有几十户人家，他找得很辛苦。

这位老人打了六十多年鱼，出不了海以后，改行做木头手工。他一分钱没多收，只是糊涂到把找零钱那个动作忘得一干二净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下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。”

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，几代人都打鱼。他还把抓龙虾的秘诀传授给了我。

我感觉自己回到了真正的加拿大。

回四川

多年前有一次，我回香港办事，在旅行社里看到一对夫妇买多伦多到成都的来回机票，票价跟我的差不多。我说这不公平，我也可以去成都。

到了成都，我谁也没通知，一个人去了武侯祠。那里有一桌麻将三缺一，他们朝马路对面的我看了一眼。为了不扫人家的兴，我坐下就打。

他们问我是谁找来凑数的。我说我刚从多伦多下飞机。他们说：别开国际玩笑。

几个小时下来，我赢了三家。他们说，按本地的规矩，赢家要请客吃饭。新交的朋友又带来一些不认识的人，点了酒，点了驴肉。我口袋里没多少钱，偷偷跑到厨房，问洗碗工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，又请他们先帮我算个价钱，不够的话我就告辞，免得大家尴尬。

没想到成都的饭菜那么便宜，有酒有肉的一大桌，拿赢来的钱付了账，还有富余。

就这样，我交了一批成都朋友。本来我的四川话很差，那以后，一天比一天好。

新冠之前，我和太太又去了一趟成都、西安，看望儿时的朋友。他们问太太：别人去新加坡一两年，就满嘴夹着英文；他去加拿大二十多年，怎么还是一口中文？

二〇二三年八月，我和一位小时候的朋友从温哥华上船去阿拉斯加。他穿着羽绒服、牛仔裤、球鞋，我穿着汗衫、短裤、凉鞋。小时候我们在一起，现在加拿大把我养成了一头北极熊：怕热不怕冷。

同一个月，我一个人开车去接一位“发小”夫妇，到广东酒楼喝茶。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：他会坐前面，还是后面？

他父亲当年是系里的书记，我父亲是系里的主任。他完全不会英语。

车一停下来，他毫不犹豫地坐到了我旁边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开战那一天
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，我正开着房车，沿着大西洋，从美国的迈阿密慢慢开回多伦多。

那边的人正在经受战争的蹂躏，我这边一路风景如画。

经过一个明显是俄裔居民的小镇，餐厅菜单上的“罗宋汤”被划掉，改成了“蔬菜牛肉汤”。“罗宋”两个字，原本是早年上海的洋泾浜英语，Russian 的发音。

到了加拿大边境，我想买两瓶免税酒。免税店的店员正忙着把货架上的伏特加一瓶一瓶拿下来。

人们闭口不谈战争，可是到处都看得到它的影子。

几千公里赶回家，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无人机捐出去。结果那是 DJI 牌子的，人家非营利组织不收。

有一次我坐网约车，认识了一位从叙利亚来的难民司机。他问我，为什么加拿大的花草那么贵。我请他来家里做客，在后院拿了些花苗和菜苗给他。聊天时我才知道，战争一夜之间把他家价值百万美元的房子夷为了平地。两夫妻为人很好，也很勤奋，每天晚上学英语。来我家的时候，常带一些叙利亚的点心。

从“潜水”到全退休

二〇二二年十月，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看日出，我抓拍到一对夫妇，在屋顶上庆祝他们的结婚周年。我把照片“空投”给了他们，又发到推特上，居然有一万多人看过。

我觉得太奇特了：我看到的、想到的，可以马上和那么多人分享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再也不在推特上“潜水”了。这也正合我的计划：从半退休，到全退休。

同一趟旅行，在一条大风大浪、人人呕吐的渡轮上，我们俩都染上了新冠。太太停了一两天的行程，我症状很轻，一天也没停。

一只“雪鸟”

加拿大人管一种人叫“雪鸟”：夏天住在加拿大，冬天住到美国南部去。我也算一只，只是随机的：加拿大的冬天闷了，才往南飞。

二〇二四年二月，我又开着房车出发了。早上从安大略省过关进密歇根，经过俄亥俄、肯塔基，晚上住在田纳西。开了十个小时，从零下开到零上十几度。

今天开了十个小时，从零下开到了零上十几度，自己觉得很有成。 —— 2024 年 2 月 6 日

那年的除夕在路上。中午是中国时间的年夜饭，只有一道菜：一份牛排，配吐司、焗豆和沙拉。这里对“狗儿子”很好，Koa 可以在餐厅里和我们一起吃。

晚上是北美时间的年夜饭，比中午更简单：一家海鲜馆，老板明显是华人，一个十一块九毛九美元的套餐，一磅新鲜的虾，两根玉米，两个土豆。吃的不讲究，讲究的是每天的那瓶红酒。

有一晚住了酒店。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觉得这个“家”怎么这么大。原来出门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已经习惯了那个小小的空间。

一路经过阿拉巴马、密西西比、路易斯安那，到了新奥尔良，看见了大海。

在佛罗里达，我见到了在美国当医生的舅舅。

我们聊起上一辈。他们兄弟姐妹里，有因病去世的；我父亲的兄弟姐妹，也有死于传染病的。那一代人，夺走性命的，不是传染病，就是战争。

我的新年愿望，就是没有愿望。如果一定要有，那就是：作为一个幸运的男人，应该知足了。

绕了大半个地球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，父亲差一点“走了”。

父亲重病住院，我心情沉重，好几天没发推。 —— 2023 年 4 月 4 日

多伦多直飞上海的机票卖到了天价。那时候到中国的航班很少，我只好先飞欧洲的维也纳，再飞上海，绕了大半个地球，多折腾了好几个小时。

那时候，加拿大人的多次往返签证刚刚恢复有效。出发前四十八小时之内要做核酸，阴性，还要填一张健康申报表，拿一个二维码。

新冠这几年，我一次都没有过这条国境线。这一次我留意到，他们制服上的字变成了“移民局”，不再是以前强调的“边防局”。

ICU 里的歌声

我赶到的时候，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。

他在 ICU 里，是唯一能讲话的病人。旁边的床位，每个人身上都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，好像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。

有一天，一位在那里上了三年班的护士告诉我：从来没发生过的奇迹，夜里病房里传出了歌声，还是用外文唱的。

从那天起我就知道，父亲的身体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地好，后来他就进了康复院老人院。 —— 2023 年 9 月 13 日

他是上海教会学校毕业的，做过英语和俄语的翻译，后来还是联合国指定的翻译。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当老师了。一辈子的外文，到了 ICU 里，夜里还在唱。

参加绝大多数

英语里讲死亡，有很多种说法。父亲最喜欢的一种，是“join the majority”。有时候，他也说“去见马克思”。

“join the majority”，直译过来，是“参加绝大多数”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死了的人永远是绝大多数，活着的人是极少数。

那一次，他没有去参加。

康复院有一个规定：能自己走十米，护理级别就可以调高一级。结果他至少走了三十米。

好为人师

那年九月，我又去了上海。这一次的心情，和前几个月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还想到去江南走一走。

父亲跟我说，要在老人院里办一个英语学习班。

好一个“好为人师”！没错，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当人家的老师了。教书匠的后代，也难免沾上这样的习气。

我想起他退休的时候，跟我说，这辈子不会跟“铁盒子”扯上关系。我说，反正家里多了一台电脑，放在你那里当家具也行。

没多久，我留意到他在电脑上打“红心大战”。几年以后，他成了电脑迷，告诉我，很庆幸搭上了“末班车”。有一次他还问我，要不要来一张跟美国总统握手的照片，是他用电脑合成的。原来他在老人大学学电脑。

他以前常来加拿大，也常去美国，走过的地方可能比一般人还多。

现在保险公司拒保，他再也不能来了。只能我去。

他出去“野”了

二〇二四年三月，我又飞了大半个地球，没有告诉他，想给他一个惊喜。我想，也许这样以后，他天天都有点盼头。

我到了他的房间，干净整洁。房间在边角上，一面窗户还能看见水。

他人不在。原来他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出去“野”，在室内待不住。

我就在那里等。

后来，他让他的人工智能助理给我放歌。助理换了人，从以前的“小雅”，换成了现在的“天猫精灵”。他先让它放了一首英文歌《Take Me to Your Heart》，又换成张学友的《吻别》。

他记性很好，也关心时事。他告诉我，六十三岁的张学友本来要来上海开演唱会，可惜因病取消了。

过了两天，我再去看他，他正在放一首《卡萨布兰卡》。

没有牙齿的英语

我手机上有一个练英语发音的人工智能软件。有一次我姐姐跟我讨论人生，她说：一个人除了“健康”是自己的，还有两样东西是自己的：花掉的“金钱”，学到的“知识”。

那个软件，是我在一次圣诞促销里花一百美元买的终身会员。我每天练十几分钟，两三个月以后，从最初的百分之八十九，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一。我儿子的母语算是英语，他测出来是百分之九十六。

这一次，我拿它考父亲。

老人家嘴里一颗牙齿都没有了，假牙也不配了。可是测下来，语音语调仍然没有问题。

老人家假牙也不配了，口中没有一颗牙齿，语音语调仍然没问题，真是以前的底子好。 —— 2024 年 3 月 16 日

拐杖和腰带

这次我从网上给父亲带了两样东西。

一样是拐杖，左右两边都有把手，老人坐着的时候，可以用四肢的力气撑着站起来；站起来以后，另一边的把手会自己收起来。

另一样是一条腰带，像跳伞运动员的保险带，上面不同方向缝着六个布把手，方便护理人员抓着扶他。

两样东西，都是为了防止他摔跤。

太太这次发现了一件事：父亲那位二十四小时的护工，从外地来，拿我们给她的小费，在网上给父亲买东西。

这些护士、护工真的不容易。她们解决了多少儿女的后顾之忧。

我就是那个儿女。父亲九十多岁，住在老人院，天天照顾他的是她们；我是那个隔几个月才飞来一次的儿子。

祖母的英语

那个周末，我又去了一趟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。

那个周末，我还排了文革宣传画博物馆和电影博物馆。中文名字我不一定说得准，因为我是用一个英文的旅游软件查的。哪怕是自己长大的城市，也值得当一回游客。

裹了半个小脚、没上过学的祖母，为什么会讲英语？是当年的犹太邻居教她的。

原来我们的前辈，也很有爱心。

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给父亲录了一段视频。

一段视频

二〇二四年三月，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给父亲录了一段视频。

以前有一部 IMAX 短片，讲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目标。年轻的时候，想进一所好学校；毕业以后，想找一份好工作；接下来是好的伴侣，好的房子；再接下来，升职加薪，孩子的教育，小房换大房。

这些我都走过了。

离开上海的时候，录了这段视频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是我这个阶段的目标：父亲健康长寿。 —— 2024 年 3 月 31 日

狗儿子

在上海的最后几天，太太想“狗儿子”了。

我也有一点。

Coco 走了以后，我们说好五年不养狗，只隔了一年就破了戒。

太太做的菜

回到家里，桌上是鱼、虾、豆腐和牛肉。

好久没吃太太做的菜了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淮海路的垃圾桶上捡了一束花给她，她只是笑了笑。后来她跟着我，到了一个她连二十六个字母都数不全的国家。她在湖心岛上和钓鱼的人“吵架”，在送儿子去欧洲时哭成泪人，后来开房车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

太太辛苦了。

6145 英里

二〇二三年九月，飞上海之前，我先到了旧金山。市中心有一块“姐妹城市”的路牌，一根柱子上钉着好几块牌子，各指一个方向。

离上海，六千一百四十五英里；离台北，六千四百四十三英里。

前些日子我睡不着觉，发明了一个词：“美漂”。北京有“北漂”，到北京讨生活的人；那像我们这样，跑到北美洲来讨生活的，就叫“美漂”。

有一次在酒吧，一个本地人跟我说：不要拿我们和你比。我问为什么。他说：

“你是敢跑到地球另外一边全新环境开始新生活的人 ！” —— 2024 年 2 月 26 日

我没那么了不起。我只是走得远一点，回头的次数多一点。

门口

我常想起两个门口。

一个是上海的弄堂口。五十多年前，中风的爷爷一瘸一拐，把自己挪到那里送我。那时候我不懂得拥抱。

一个是上海的老人院门口。九十多岁的父亲不肯在房间里说再见，坚持坐着轮椅送我到门口，站起来，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拥抱。

爷爷没来得及等到我回去。父亲等到了，一次又一次。

父亲管死叫“join the majority”，参加绝大多数。我们迟早都要去的。在那之前，这条路，我还得来回走。

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，我还是说不准。

我只知道，到了要走的那天，他大概还是会坚持，送我到门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