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根本不姓黄——维克口述

黄氏宗亲会

有一天在推特上，有人提到广东哪里的“黄氏宗亲会”被拆了，顺便问我：你到底捐没捐过款？

我原本想这样回答他：

我根本不姓黄！

这不是开玩笑。我的祖父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后来被一位姓黄的单身女士领养，母子两个搬到上海，相依为命。所以我们这个“大家族”从来没有什么家谱，一家人背着一个“假姓氏”，过了一辈子又一辈子。¹

请大家想象一下，我们“大家族”从来就没有什么家谱，能够背着“假姓氏”过一辈子，而且还是世世代代的事儿。 —— 2023 年 8 月 20 日

标签

讲这个秘密，不是要吓唬谁。

我这辈子被人贴过好多标签。小时候在上海，祖父母家是“黑五类”；回到内地父母身边，家里又是“臭老九”；到了香港，我成了“大陆仔”。上了推特以后，标签就更多了，什么“白左”，什么“教授”“律师”。

我得一个一个更正一下。

有人说我是“教授”，错，我的老子是；又有人说我是“律师”，也错，我的儿子才是。换句话说，我自己什么都不是。

连姓都是借来的，你说我还会在乎别人贴什么标签吗？(笑)

我只希望大家看一个人，别看标签，要看实质。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

讲，不是写

还有一件事要先交代：这本书，严格说不是我“写”的，是我“讲”的。

文化大革命那些年，我没有好好读书。后来工作一直用英语，中文自然就退化了。说真的，你今天给我一支笔一张纸，这些东西我写不出来。

很多年前，我请父亲推荐几本书读，他推荐了一位同龄人：严歌苓。读了她大量的小说，我的中文阅读才慢慢找回来一些。

我的推文全部是口述，由语音转成文字。校对的时候，再从文字转回语音听一遍。再长的一条也不超过十分钟，所以出错难免。有人指出错误，我就在后面补一句“更正”，表示感谢。

刚开始练的时候，有朋友直说：你怎么像嘴巴里含了一颗橄榄，讲话讲不清楚？

我太太给我的评价更绝，叫“从文盲到文豪”。这句话我照单全收，就当是自嘲吧。

这本书怎么读

所以推友们读这本书，就当是坐在我家客厅里，听一个上海老头子闲聊。想到哪讲到哪，有些年份记不准，有些细节前后讲得不一样，书里我尽量照我记得的讲，查对的结果放在脚注里。

讲来讲去，有一根线我一直没放下，就是学英语。从小时候对着一面小镜子练音标，到今天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坐在轮椅上，让我拿手机软件考他的发音，前后快五十年了。我把这根线分成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段，散在不同的章节里。

先从祖父讲起吧。他大富大贵的时候我没份，他受苦受难的时候我陪着。

我出生那天的报纸

我的名字是从俄语来的，Viktor，Виктор。

父母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，俄语也是我的第一外语，虽然现在几乎全忘了。母亲告诉我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同一个病房里另一位产妇是俄国人。她常给我讲那位俄国妇女和那个婴儿的故事。

那是一个“什么都是俄国的好”的年代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在成都的一条“文化街”上闲逛，有一家店卖历史上每一天的旧报纸，还配很高级的相框，感觉是哪个档案馆在做生意。我跟老板用四川话聊天，他大概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我报了出生年月日，要一份《文汇报》，他居然从堆积如山的旧报纸里把那一天找了出来。

我说只要报纸，相框包装都不要。

打开一看，天哪，满版都是反美口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好像一点都没变。¹

三天三夜的火车

那时候正赶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

妈妈带我从成都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上海，一是看望爷爷奶奶，二是看看上海的“灾情”。全中国人粮票都不够，吃不饱饭，只有火车上吃饭只要钱，不要粮票。

开饭的时候每人可以买一个“豆饼”。列车员看我太小，不肯卖给我。妈妈去找列车长理论：“孩子小也是人，有一张嘴要吃饭。”终于为我争到了一个定额。

到了上海，见到爸爸的弟弟妹妹们，妈妈把一路省下来的豆饼拿出来招待。他们争先恐后，吃得很香。妈妈心里凉了一大半。住了几个星期才发现，上海的粮食供应虽然有限，还算稳定，比内地好。

她决定把我留在上海。

临走前，她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，是单人照。妈妈是非常爱漂亮的人，那时候她为了我省吃俭用，瘦得骨瘦如柴，觉得自己太难看，不肯一起拍。摄影师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只拍孩子一个人。

照片里的我胖乎乎的，哪像吃不饱肚子的样子。年纪太小，真是不懂事。

你看我那胖乎乎的样子，哪有什么吃不饱肚子， 小小的年龄吃的比成人还多， 年纪太小了真是不懂事啊。

现在想起来非常难受！ —— 2023 年 10 月 27 日

扫帚星

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，按说可以把姓氏传下去，虽然这个姓本来就是借来的。

可是爷爷并不喜欢我。听说我出生那一年，他被“公私合营”开除了。他自己创办的生意，政府合营以后，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，就把拿相对高薪的他赶走了。

两件事在同一个时间发生，我就成了扫帚星，上海人叫“触霉头”。

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。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每天就这样僵持着。

老迪克

爷爷对他自己的发家史，从来闭口不谈。

我们那一代受的教育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、刘文彩收租院，所以我从小就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：一个孤儿，在十里洋场赚得“盆满钵满”，里面一定有些“见不得人”的事。

家里人多，我七拼八凑，总算凑出了他的发家史。

爷爷到上海之前，一直在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，没有钱，也没有任何人际关系。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，在美国人办的贸易公司，必须讲英语跟上司交流。为了供养母亲，他就开始“鹦鹉学舌”地讲英文。

他有一样本事与众不同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简直像书店卖的字帖，我猜是和尚庙里修来的功夫。后来又迷上京剧，能唱还会拉京胡。赚了点钱，逢年过节就在家里办“堂会”，把一帮名角和票友请来，他做东道主，还能自拉自唱一番。

后来他开了一个仓库，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。仓库租金随着时间递增，美国商人常常干脆把存货丢下抵租金，一次是一仓库的棉花，一次是一仓库的煤炭。

爷爷做起了“无本买卖”，就这样“发了横财”。

我的结论是，“剥削”的成分几乎没有。真要说有，他剥削的也是美国人，不是中国人。

那时候他长得一表人才，常穿一身白西装，配一双黑白双色皮鞋，上海人叫“老迪克”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“小开”，其实人家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。

两个“新”字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爷爷整天闷闷不乐，还有别的原因。

上海解放前夕，他已经买好了去新加坡的船票。可是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，发誓要当场撞墙死在他面前。是她把他从孤儿院领回家养大的，他只好留下来，继续尽他的孝心。²

那个动乱的年代，爷爷为了保护家人，想买一把手枪。买枪要先加入一个团体，他就填了一张表。祖母反对，那把枪在家里只待了一个晚上。

就这么一张表，爷爷莫名其妙成了“反动组织”的人，大概是“三青团”吧，要被发配新疆。

全家男女老少都到火车站送行，孩子们在月台上跪着哭成一片。这时候来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，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来的？”爷爷说：“我是不法资本家。”爷爷平时对人很好，这位干部就坚决地说：“你不够格，你不能去！”

火车已经开动了。他的行李一件一件被扔到月台上，爷爷也只好跳下火车。

一个新加坡，一个新疆，两个“新”字打头的地方，去成任何一个，结果都天差地别。

婆婆的英语

祖母我们叫“婆婆”。

她是“半个小脚”：小时候被裹脚布弄痛了，家里开明，她就自己扔掉了。她一天学也没上过，却会讲英语口语，因为当年住在虹口，隔壁邻居都是逃难来的俄国人、犹太人。³

“Rickshaw”这个词，黄包车，就是婆婆教我的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位半小脚的老太太碰到老外，还能讲几句英语，不经意就夹几句上海话、湖北话。

我问她：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，你为什么从来不戴？

她说，如果有那个习惯，当年早就被金银财宝压死了。

好大的口气。家里真那么有钱？是的。婆婆说以前住湖南路的老房子，楼梯拐角可以摆一桌酒席。后来家境不好，就搬到了大西路的小房子，就是今天的延安路。

婆婆还教了我两句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一句是：讲话最好听的，可能是最坏的人。另一句是：不要看这个人对你怎么样，要看他对周围别人怎么样。

“師範”两个字

日子虽然落魄，婆婆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，爷爷则特别注重我的学习。

那时候上海的小学有入学考试。有一道题是两张图，一张月亮，一张太阳。听说有小孩把太阳说成了可以吃的“大饼”。

爷爷连家长表格都让我自己填。父母的名字我会写，工作单位也会写，包括中间两个难字“師範”。⁴

我慢慢觉得，爷爷是个好人。他给我打的文化基础，今天看来是“钢筋混凝土”的，小学头几年给我带来好多荣誉。

那时候我心里想：爷爷以前为什么要去“剥削”别人呢？

二楼的阳台

像爷爷这样的成分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少不了他。

人民公社运动的时候，上海需要很多房子办学校，他们对爷爷“好说好劝”，让他“捐赠”了一部分房产。意思是：剥削本来是要坐牢的，现在不用你坐牢，只是把非法所得分一点给社会。

第二天，十家陌生人搬了进来。

原来的客厅、饭厅都没有了，连阳台也当房间住。车房改成上下两层，住两家人，锅炉房也住了一家。最“奢侈”的是我们家在楼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厨房，别人都是五六家合用一个。

楼梯、走廊、厨房、厕所都很昏暗，电灯却有很多盏，开灯的绳子也很多。我小时候最怕的，就是拉错了别人家的灯。

我就住在二楼的阳台上。每次拉小提琴打拍子，楼下阳台的“工人阶级”邻居就大喊大叫。

那时候的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，也是一个比一个穷，“斤斤计较”是实在没办法。 —— 2023 年 10 月 13 日

八分钱的决定

小时候上海的夏天，每天最“重大的决定”，是买一根八分钱的奶油冰棍，还是买两根四分钱最普通的，上午一根，下午一根。牌子没得选，都是光明牌。

冬天最喜欢的是糖炒栗子。买的时候从来不讲价，因为卖栗子的小贩像海盗一样，总有一只眼睛盖着黑眼罩。我以为他是为了给我们炒栗子，烙下了终身残疾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在多伦多帮太太买菜，顺手买了些板栗，开两个小口放进空气炸锅，380 华氏度，15 分钟。吃着吃着才想明白：那只瞎了的眼睛，大概是假的。

凡事不要看表面。这也算婆婆那句话的另一种讲法吧。

刺耳的声音

1966 年的一个夏天，好像风云突变。上海满街都是穿军装、没有领章帽徽的红卫兵，喊着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。

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，都觉得那天不妙。

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，连那套红绿黄、印着“万寿无疆”的饭碗菜碟也没能幸免，统统搬到马路中间敲碎。那个刺耳的声音，我今天还记得。

街上的人都很恐慌，搞不清楚身上哪样东西算“四旧”，红卫兵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。

戴金丝边眼镜的被截停，眼镜摘下来踩碎。很多人哀求留下“无罪的”镜片，于是高度近视的人举着两片玻璃走回家。

裤腿也有尺寸，男的不能小于六寸，女的不能小于四寸，不合标准的当场剪开。上海人精明，单位里的人互相打电话转告，提前顺着缝线自己拆掉。

满街砸碎的菩萨，烧着的钢琴和唱片。

爷爷的表情非常沉重。我在他眼睛里好像看到了“世界的末日”，没想到后来成了他自己的末日。

毛线团里的钻石

上海的“抄家”，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：一批人到你家翻箱倒柜，把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。

我们小区的垃圾桶在正中间，¹那段时间常常能看到首饰盒、麻将盒。邻居家的一位保姆，被发现替东家藏了东西，挨了一顿毒打。这一幕我不想多讲。

我们家被抄了整整三天。

来的红卫兵倒还客气，可能不熟悉这个早被解雇的“老板”，也可能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好。可他们很利索，晾衣服的竹竿里、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，爷爷藏的东西一样一样被翻了出来，原来那是当时最流行的藏法。

他们对婆婆用了一招：“老头子都交代了，难道你为他坐牢，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？”婆婆很快交出了所有首饰。

抄家之前，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：藏一颗火油钻石。

我把它绕进一团剩毛线里。红卫兵每次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，我就过去把毛线一团一团捡起来放好。

最后一天晚上，他们围着一张大圆桌，用一把“金钱秤”称金银首饰的重量，列清单，像是要上缴国库。

那颗钻石成了我们家唯一幸存的财宝。后来托乡下的朋友贱卖掉，全家人又“发了一次财”，去苏州、杭州玩了一趟，吃好的玩好的。

穿西装扫大街

文革开始以后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回内地父母那里？他们是知识分子，“臭老九”，还不如待在上海。

这时候爷爷也有“活儿”干了：扫大街。

他每天刻意打扮成“老克勒”。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，记得他穿一身浅色西装，脚上是一双镶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，一边扫一边哼小曲儿。

下午的活是写革命标语。里弄里不要红卫兵写，偏要这个资本家写，因为他的毛笔字好。我负责写之前的折纸和裁纸。

拖板车和煤球

那时候粮店、煤店已经不给“黑五类”家庭送货了。我很小，居然用几块木板和四个轴承，做了一辆拖板车来运米运煤。

后来连用蜂窝煤（上海人叫“煤饼”）的资格都没有了，只能买煤回来砸碎，再用黄泥浆捏成煤球。

不到十岁的我手太小，又没力气，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。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，手又红又肿，长满了冻疮。

那时候我认为受苦是应该的，因为当年爷爷就是这样“剥削别人”的。

小小年纪最受不了的，是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，那些陌生人的冷眼和羞辱。附近的邻居倒没有。

那时候全国流行一句话：“爹亲娘亲，没有毛主席亲。”我心里一直不太肯定。有一次，爷爷指着墙上的像说：“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。”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。

三分洋厘只大饼

那时候上海流行打“鸡血”，就是把小公鸡的血抽出来打到人身上。邻居们纷纷养鸡，自家厨房挤不下，鸡笼都搬进了我们家的厨房。

我问婆婆：我们为什么不能打鸡血？

她说，我们没有医务所。是的，我们全家没有任何医疗。

爷爷长期高血压，得不到治疗，中风以后半身瘫痪。肚子饿了，他就拍着自己的大腿喊：“三分洋厘只大饼！”

弄堂口

父母那里不断来信，催我尽快离开上海回内地。爸爸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吃不消，罪名是“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”。

我这个年纪不可能一个人上路。等了好几个月，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，中间要在西安停一晚。

爷爷的病一直不见好。那天他一瘸一拐，把身子挪到弄堂口送我。爷孙两个都知道，这是最后一面。

回到内地不久，有一天放学回家吃午饭，桌上放着一张简短的电报。全家人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朝着爸爸看着，心里这样说：你哭我就哭(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)。爸爸居然“没有哭”。

绝不是！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(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)。对不起了，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。 —— 2023 年 10 月 16 日

八个样板戏

我想到那个年代就毛骨悚然。

什么文化生活都没有，一天到晚就是那八个样板戏，几岁的小孩，嘴里也都是那几个词儿。

我记得游泳池里漂着自杀的人的浮尸，也记得去同学家，看见上吊的家长……

这些我就不多讲了。

走廊上的担架

后来听家里人讲爷爷最后那段日子。

家里倾家荡产，也不愿意放弃治疗，最后只能找赤脚医生。他全身被画满了圆珠笔的圈圈，有的地方还写着穴位的名字。爷爷高大魁梧，那时候没有轮椅，挪动他一次都很难。晚上上厕所，就在一位叔叔手上绑一根绳子。

临死前总算送进了医院，可是没有资格住病房，只能躺在走廊的担架上，儿女们围在旁边，替他挡穿堂风。

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。

他死的时候，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。

“他是好人啊！”

文革结束以后，我跟一位叔叔去浙江乡下，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。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，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颠大半个小时。

叔叔要见的是跟他一起长大的“水牛”。当年水牛还是个孩子，他爸爸带着几个帮工，打理全家大小的吃喝拉撒。

我终于有机会见到“最直接被剥削的人”了。

水牛的爸爸问叔叔：“少爷最近怎么样？”叔叔说，早就去世了。

老人当场从灶台边倒在地上，哭喊着：“他是好人啊！”接着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对剥削他的人的“总结”。我当时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我在推特上讲完爷爷的故事，放了他一张照片。我想，天堂没有隐私。

爷爷，你是资本家也好，是干部也好，我都怀念你。

两个家

我从小有两个家。

一个是上海的祖父母家：一栋破落资本家的大洋房，里面住着十几家不交一分钱房租的房客。另一个是内地的父母家：两个教书匠，没有任何固定资产，我记得只有两辆自行车，还有伙食团的饭菜票。

在上海，我们是“黑五类”。回到内地，父母是知识分子，“臭老九”。

两边都不吃香。我常说，我大概从小就是被歧视的对象，习惯了。

内地的家在一所大学的院子里，在四川。读到中学，我真的需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父亲给学校总务科打了个电话，隔天人家就送来了，每月从工资里扣几分钱。总务科还定期来检查灯泡的瓦数，按瓦数算电费。

毛根儿朋友

四川话管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叫“毛根儿朋友”，我太太是北方人，她说北方话叫“发小”。¹

我的毛根儿朋友，他父亲是南下干部，脱了军装到大学做政工，是系里的书记；我父亲教会学校毕业，好像天生就会英语，是系主任。那时候人们常说：“共产党的会多，国民党的税多。”

我们几个小孩成立了一个“虾子小分队”。“虾子”是四川话，胆小鬼的意思。哪里有热闹，哪里就有我们；真要动手了，我们就逃之夭夭。

那是文革后期，小孩子都学大人，凡事用暴力解决。教职工宿舍里已经有人在做火药枪，打铁砂子。

我们家住在大学最边角的那栋楼，三层，是附近最高的，算“战略制高点”，早被武斗的红卫兵占了，楼上堆沙包，架机枪。大学生是“红城”，算保皇派；附属中学的学生是“826”，算造反派。讽刺的是，两边都信毛泽东。中学生年纪小，没想过毕业、工作、成家，胆子比大学生大得多，武斗的时候总占上风。

大学校门前有一片高地，风景很好。那里埋了很多武斗死的学生。

“美蒋特务”

有一天放学，我跟一个小伙伴吵架。对方突然说：你家外公是“美蒋特务”，现在派驻在香港。

我说不可能，妈妈家里从来都没人。

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对，没有外公，哪来的妈妈？回家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。

我问母亲：“我有没有外公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“在香港。”

我听完像晴天霹雳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
父亲的家是剥削他人的资本家，这下母亲的家又是一个说不清的里通外国。 天啊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4 日

母亲不断跟我解释，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，一定是那个小孩的家长偷看了“档案”。

尼克松访华以后，大门慢慢打开，母亲开始申请去香港探亲。我实在不明白，她对外公有什么感情？为什么要去那个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地方？

母亲从香港回来，校园里很多人找借口来串门，想打听香港的情况。她总有一种本事：让对方打听不到，又保护了自己和家人，还一个人也没得罪。

家里多了很多彩色照片。我们原来都是黑白的，这些彩色照片像“巨人”一样。照片里母亲抹着口红，穿着高跟鞋，站在飞机旁边、游轮上面、高楼大厦前面。

天天见面的妈妈，怎么活像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夫人？

小分队

那年头学校要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学生常常要去干体力活。因为会拉小提琴，我经常被分到小分队排练演出，搞“拥军爱民”。不但躲过了劳动，演出完了还能“打牙祭”，美餐一顿。

大多数红歌的调子，我今天还能哼上一段，因为那时候拉了无数遍。后来花了好多年才把它们“洗”掉，现在忘得差不多了。人的记忆有限，记住了那些，就记不住全世界的好音乐，我选后者。

当然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。有一次农忙抢收，学生厨房天天是夹生饭，我在打谷机上饿得晕倒了。幸好是往后倒，不是往前倒，不然今天也没机会跟推友们聊天了。

语出惊人

我自己感觉，从小就有叛逆的思维，喜欢跟人想得不一样。当年周围的人看这是缺点，今天在西方反而是优点，英文叫“Thinking outside the box”（在盒子外面思考）。

家里除了《参考消息》，还有英文的周刊和报纸，比如《北京周报》（Peking Review）和《华盛顿邮报》。我看不懂英文，只能看图片和漫画。

有一次报上登了一幅漫画：一个丁点大的黑人小孩，站在一个巨大的冰箱前面，旁白说“又没吃的了”。我跟父亲说：他把冰箱卖了，可以买好多吃的。

又有一次，《北京周报》登了邓小平过生日的照片。那时候他刚平反不久，照片里有一个超大的三层蛋糕。我语出惊人：他要贪污多少钱，才买得起这样的蛋糕？

中学的物理老师讲电压，拿水压作比较，说水流越急，水压越高。我问他：那为什么一楼和三楼的电灯一样亮？

侬开拨我看

文革当中，有一次我一个人从上海去苏州玩，居然还借到了一辆自行车。那时候家庭财产讲“三转一响”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加一台收音机。

那辆车蛮新的，颜色很特别，凤凰牌还是永久牌我记不清了，总之是上海货。到苏州的几个园子、景点，每到一处，就停进自行车的“海洋”里。²

回来的时候，车锁无论如何都打不开。我正想撬锁，赔人家一把锁总比赔一辆车好，就被人逮了个正着。

原来，这辆不是我借来的那辆！

身边一下子围了几十上百人。那时候没什么电影电视，这就是娱乐。

上海人都说苏州人讲话男女一个样。那位车主在最气愤的时候，讲话也很“温柔”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：“侬开拨我看！”（苏州话：你开给我看！）

我运气好，终于找到了那辆“正确的”自行车。手抖得厉害，差点连那把锁也打不开。

在这件事中，我的确有犯错，但是没有犯罪。一生中少有的几次“偷盗行为”，绝对能够记一辈子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25 日

同志，苏州到了

在上海的那几年，我每周两次去老师家学小提琴。老师是上海电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，一半广东血统一半德国血统。那个年代教琴不谈钱，纯粹是为了艺术。

上海的公共汽车，一到五站五分钱，五到十站一毛钱。我为了省钱，总是坐五站，走几站，再坐五站。

有一次我在终点站睡着了。检票员走过来，拍拍我：“同志，苏州到了。”

我吓出一身冷汗。那个年代，很少有人开这种玩笑。

人在最穷最难的时候，还能保留一点幽默，难得啊。

创造学习环境

先讲讲我父亲。

他是上海教会中学毕业的，等于用英语读完了中学。后来又进了“革大俄专”，英语、俄语两种都能教，还能在两种语言之间翻译。我记得他还会画速写。从小到现在，我都很崇拜他。

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在教外语了。

我小时候，他在上海外语学院进修过一段时间。学校饭堂的菜牌是用英语写的，在一个中文的世界里，硬造出一个英文的环境。

2023 年回上海，我终于有机会当面问他：“我还没出生你就教人外语，到底有没有窍门？”

他答：“有，创造学习环境。”

他一直这样跟我说，自己也一直这样做。

文化大革命最左的那几年，他在军垦农场劳动。白天看《北京周报》，晚上躲在被窝里听“Radio Peking”。

结果有人检举他偷听敌台。上面专门找了一个家庭出身好的人，搬到他旁边睡。那人一听，不对头：“敌台”里还在播《东方红》，还是卫星从天上传回来的那种调子。

原定的批斗会取消了。他听的其实都是“文化革命新动向”，只不过是用英文播出的“党中央的声音”。

那么艰难的时候，他还在坚持给自己造一个学英语的环境。

Old Black Joe

父亲教我的第一首英文歌，叫“Old Black Joe”。

2024 年开房车南下，刚跨过密西西比州的州界，路牌上写着“美国音乐的诞生地”，我一下子想起了这首歌。现代人说这首歌把奴隶制美化了，已经没人唱了。

可它的确是我会唱的第一首英文歌。

听大胡子说

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外语还是俄语。

教俄语的那位老师，过了两年被学校强令改教英语。校方的理由是：英语跟俄语差不多，反正都是外语。

他一肚子情绪，讲课动不动带一句口头禅：“听说”。听谁说？我们那里有一位前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的专员，留着很长的络腮胡子，讲一口很好的英语。这位老师讲英语语法，前面总要加一句：“听大胡子说……”

有一天学校食堂开饭，他拿着一个痰盂去买面条。后来听说那痰盂是新买的，可全校师生还是惊呆了。

英文里有个词，叫 etiquette（礼仪）。这个道理，我很小就懂了。

从俄语转学英语的时候，我读的是简写本的英文小故事。有一篇讲古代一个王国审案子，让犯人自己挑一扇门走进去：一扇门后面是美女，另一扇后面是野兽。几十年了，我还记得。¹

学英语记·甲：一面小镜子

尼克松访华以后，英语在生活里一下子重要起来，大家放弃俄语、改学英语的步子加快了。

奇怪的是，父亲不肯教我发音。他说自己有上海口音。

他在系里物色了一位老师：一位广东籍的女士，美国耶鲁、英国剑桥毕业的归国华侨。

怎么好意思麻烦人家？正巧她的小儿子要学小提琴。于是每个星期两天，我去上英语课，顺便教她儿子拉琴。

那时候学的是 48 个国际音标。老师嘱咐我每次上课都要带一面小镜子，道理很简单：口型不到位，发音就不准。

原来英语发音这么难，光学发音就花了好几个月。

举一个例子，英文的“谢谢”（Thank you），一共两个音节，很多华人第一个音节就错了，就是这个 Thank。

正确：[θæŋk]错误：[sʌnk]

老师是这样教的：舌尖顶住上齿龈，向外出气；元音的时候嘴巴往两边张到最大，有时候都感觉有点痛；最后再加一个重鼻音。

后来有华人朋友告诉我，他记“谢谢”的办法是“三克油”。难怪错得那么离谱。

这件事让我悟出一个道理，学什么都一样：

我悟出了一个学习任何东西的道理，学习的老师要找最好的，不能勉强接受第二好的。 —— 2022 年 12 月 3 日

直到今天，儿子纠正我发音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还要先想一想，这是哪一个国际音标。

名人的错误

父亲常跟我讲他最喜欢的一位教会学校老师：满脸大胡子，长得像马克思，每天拿着一本词典进教室，对学生说：“你们在学习的同时，我也在学习。”学生学一个词的一个意思，他可能在学那个词的另一个意思。

那位老师说，我之所以能做老师，就是因为我犯的错比你们少。

后来父亲借给我一本很精致的书，里面专门收集名人犯的错误，语法的、拼写的、发音的，应有尽有。

我一下子茅塞顿开：原来他们也整天出错，那我还怕什么？

从此见了“老外”，我就先问一句：“Do you speak Chinese?”你不会讲我的语言，我倒会讲一些你的。

不怕犯错，是我学英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人都怕当众出丑，以为自己可以出口成章。看我推文里那么多“更正”，推友们就知道，这个坎我早过了。

七分美元

中国进了联合国以后，很多文件要翻译，不少是交给父亲那样的高校老师做的。

我义务帮他打字。

听说每打一千个字，可以挣七分美元的外汇。我那时候打字还谈不上快，但手指头算是先在键盘上认了门。后来到了香港，这点基础派上了大用场。

一把德国小提琴

我的小提琴老师，就是上海电影乐团那位首席，家里有一栋很大的洋房要卖。有人出两万八，他们兄妹三个都不同意，说不好分，非要三万，这样三家人都成“万元户”。

上海邻居家有个儿子，叫“阿六头”，文革早期从香港回来，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。听说他在香港的酒吧里打鼓。里弄干部告诉他不准唱外国歌，他就唱《东方红》，带着鼓点，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摇滚版本。

他跟爷爷常凑在一起用英文聊天，聊什么好像都要保密。

就因为阿六头说，在香港有一技之长，很容易混口饭吃，我也成了“音乐人”。

父母花了半辈子的积蓄，给我买了一把德国小提琴。手板和旋钮上镶着贝壳花，就算没人拉它，也是一件很漂亮的艺术品。当时在上海值一千块人民币。

做父母的什么最坏的情形都想到了：儿子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，可能连饭都吃不饱，最多在酒吧兼职做个“洋琴鬼”，或者在街边拉琴，过路人往琴盒里扔几个零钱。

父亲说：实在混不下去，就把琴卖掉，买张机票回来。

后来一路火车周折，过关繁琐，我时时刻刻把这个“宝贝”搂在怀里。孤独的时候，还想搂着它睡觉。

怎么舍得卖掉呢？它是唯一一个陪我从大陆到香港，又远渡重洋到加拿大的。

三种语言

我父母那一代，会三种语言：英语、俄语、中文。我儿子这一代，也是三种：英语、法语、中文。

怎么到了我，两种语言都在挣扎？

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：普通话、上海话、四川话、广东话，我都讲得流利。见到不同城市来的中国移民，我都能随便认个老乡。(笑)

罗湖桥

记得那时候深圳的罗湖桥破破烂烂。

我提着大包小包走到桥中线，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迈过去，那毕竟是国境线。回头一看，桥头的对联写着“热爱家乡、保卫祖国”。¹

桥这头，一位穿草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呵斥我赶快走，衣服显得很寒碜，态度很不耐烦。桥那头，站着一位穿黑色呢子制服的女警察，她朝我微笑，用手指给我该走的路。

我手里握着一张中英文的“通行证”，上面是好久不见的繁体字。从小到大，我没见过那么厚实的纸。

入境大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，中午每人发一个盒饭。人家都快下班了，还没轮到我。原来广播早就叫了我的名字很多次，只是用的是广东话，我觉得“那个人”跟我毫无关系。

好不容易登上去九龙红磡的火车，那时候还是人货混载，有运货的闷罐车，也有运牲畜和蔬菜的。整列火车上就我一个人最“论尽”（广东话：笨手笨脚），大包小包，好像谁都想帮我。

对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和蔼可亲，普通话比我还标准，说可以帮我提行李。我那时候“阶级斗争那根弦”绷得很紧，坚决拒绝了。后来她干脆说，给我一百港币做押金……

到了九龙总站，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大厅中间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写着名字、电话、地址的纸条，还有那仅有的二十块港币。还是她帮我给从未见过面的外公打了电话。

我想她大概是在电话里说，这孩子的钱可能不够付出租车费，又不肯要任何人的钱，你最好拿着钱在楼下等他。

霸王车

的士飞快地钻过海底隧道。司机大佬从倒后镜里打量我：哪来一个“不会讲话”的人？

他明显兜了圈子。本来够的车资，变成我倒欠他十几块。

外公原来等的地方是“双黄线”，的士不能停。我把仅有的二十港元交到司机手上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高喊要报警，抓我这个坐“霸王车”的“偷渡客”。

外公在哪里？我怎么一来就闯祸？

他们用广东话吵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大概是说这车本来就是港岛车，不应该收来回两份隧道费，那时候一程五块。

那二十块钱就这样没了。那是我跑了好几天、好几个单位、盖了好几个红印章才换来的，汇率我还记得，0.26 元人民币兑 1 港币。

临走前，关心我的人都来送行。听说人民币在香港没用，有人送我全国粮票，还有人说可能要国际粮票。我也搞不清，香港要不要粮票。

以前人说，大陆和香港的区别是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区别。我感受更多的是“文化冲击”。

厅长

到香港的第一天，一大清早我就得起床，因为我是“厅长”，客厅的长官。睡得比谁都晚，起得比谁都早，这是我几个小时前才知道的“残酷”现实。

那时候像我这样去香港的，都可以说带着一个任务：“继承遗产”。大院里在我之前走了一个男孩，听说他祖父在马来西亚有个橡胶园。公安局碰到这种情况，一律开绿灯。

外公寄给公安局的那封家信，我记得写他是“本世纪翻页的时候”出生的，1900 年，北京税务学堂毕业，在海关做过官，在香港有自己的生意，热心慈善。一封繁体字的信，咬文嚼字，之乎者也，听起来是有钱人的口吻。

到了一看，外公是个纨绔子弟，周游世界，从来把钱花得精光。

他有一个嗜好，集邮，在铜锣湾闹市区开了一间“九龙邮票社”，铺面只有豆腐干那么大。邮票社是一个世界组织的会员，常收到寄来的邮包，都是世界各地最普通、最便宜的邮票，连着剪下来的一角信封，一百张一捆，用橡皮筋扎着。我们要用温水把邮票泡下来，像家庭作坊一样。

我终于看清了眼前的现实：外公不穷，但也绝对谈不上富。

“继承遗产”的梦想就这样彻底破灭了。

够了、够了

我已经成年了，免费吃住，别人愿意，我自己也做不到。我们那一代人很能吃苦，做饭、洗碗、打扫、洗衣服，样样都愿意干。

中午快到了，我正琢磨怎么做饭，外公说：我们出去吃。

第一天就“下馆子”？太奢侈了。那时候大陆人出去吃饭，比今天的人参加婚宴还少。

到了一家典型的广东茶楼，几笼点心下肚，外公问我：“够了吗？”

再来二三十笼我都吃得下。我说：“够了、够了。”

抬头看见墙上一幅毛笔字，今天还历历在目：

“春冰薄，人情更薄；黄连苦，贫穷更苦；登天难，求人更难；江河险，人心更险……”

次序我可能记乱了，但这几句话我记了一辈子。²

走出茶楼，我花八毛港币买了一条加长的“嘉顿牌生命面包”（Garden Life Bread）。多好的名字！维持生命的面包。

我一边走，一边把面包往嘴里塞，眼睛里全是泪水。

在这之前，我一直以为钱不是问题，东西也不是问题。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经济的压力。

贵人

第一天下午，我就开始找工作。香港有两份“米报”，英文的《南华早报》，中文的《星岛日报》，靠的都是里面的求职分类广告。

我先去拜访父亲的一位熟人，一位留学英美的博士，在中环最高的那座商业大楼里办公司。我只想听听他的忠告。

万万没想到，他当场给了我一份工作。³

我话说不清，方向也找不着，人家说随时可以来上班。与其说是找工作，不如说是接受了别人的“恩赐”。

我这辈子都感谢他们夫妇。他过世的时候，我在家里打印了他的遗像，参加了他的网上追悼会。

香港的其他亲戚给我凑了一千港币。我决定用它来“包装”自己。上海人讲“噱头”就是头，“蹩脚”就是脚：时髦的发型，漂亮的皮鞋，再加上牌子货的西装、衬衫、领带。那时候我看上去比香港人还“香港”。

工资要等一个月才能拿到。我回到那家面包店，一口气买了七条生命面包，藏在家里，每一条上面用英文写好：

回到那家面包店，一口气买了七条“嘉顿牌生命面包”，把它们藏在家里。并刻意练习英语写上了： “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…… “ 像今天的高血压药一样，绝对不能多吃，不一样的是少吃没问题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4 日

以前人们说，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，现在轮到香港了。有了面包，有了工作，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

Boy

我上班的地方，当年是亚洲最高的大楼，叫“康乐大厦”，后来改名“怡和大厦”。整座楼的窗户都是圆的，永远打不开。它在中环最繁华的地方，对面是邮政总局，旁边是市政厅。每天上班，一路经过各家银行和名牌店。

我的职位叫“Boy”，大概就是办公室里打杂跑腿的男孩。换句话说，我存在的意义，是提高别人的效率。

每天负责上午茶和下午茶，要记住每个人喝咖啡还是喝茶，加不加奶，加一块糖还是两块糖。最主要的活是跑腿送信，帮忙开信封、寄邮件，女秘书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她们打字。

香港的街名，除了广东话拼音，很多是按英国的人名、地名、事物来起的。我就学看地图，背英国人常用的名字，这样送信就快很多。

我还有些小技巧。比如要对方签收的信件，我先把笔准备好递上去；每到一层，我先替人按好“下行”按钮。凡事都比人快一步。

The quick brown fox

学打字我更是如痴如狂，本来也有一点底子，在内地帮父亲打过联合国的文件。

练习用的那句英文，我到今天还记得：“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.”一句话把 26 个字母全包了。快打的关键，是十个手指停在键盘的 Home Keys 上，上下兼顾，最要紧的是“盲打”。

这一点对今天的推友一样重要：做不到盲打，绝对快不起来。

那时候办公室已经不用电报，传真机还没出现，流行的是“电传”（Telex）。每个用户在全世界有一个唯一的“地址”，两台电传机接通了，就可以实时通讯。收费按字母或者按时间算，所以缩写非常要紧，又是一大堆要背的功夫。今天人人挂在嘴边的“ASAP”，就是“As Soon As Possible”。

电传室是整个公司的通讯枢纽。旁边坐着两位职业女秘书。我感觉她们都有男朋友，下了班想赶紧去赴约，所以很乐意教我怎么操作。

没多久，这个“大陆仔”打字像飞一样，居然还会电传！我敢骄傲地说，整个香港不敢讲，起码在这座大楼里找不到第二个。

加薪的频率和幅度，就看得出我很快成了公司里重要的一员。

九个声调

那时候对我来讲，最难的语言还不是英语，是广东话。

普通话四个声调，广东话有九个。语法接近英语，副词放在动词后面。字也不一样，自行车叫“单车”，出租车叫“的士”。

我花“巨资”买齐了商务印书馆所有的粤语磁带。那时候我在九龙租了个房间，每天坐天星小轮过海上下班，坐最便宜的下层，吹着海风，望着维多利亚港，自言自语：

“你食咗飯未呀？”“今日會唔會打風？”“你屋企有幾多細佬？”

旁边的人大概都以为我是个精神病人。

结果我学出来的是老一辈的广州话，不是香港流行的那种。最后那点“乡音”实在抹不掉，周围的人劝我放弃：带上海口音没关系，上海不算乡下，不影响前途。香港好多行业的大老板都是上海来的，股票、纺织、航运。

不过语言最终是为了交流。大半年下来，别人听我讲广东话，会猜我是广东某个地方来的，又说不出是哪里。周围的人还是说我讲得“咩咩地”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

你食先啦

周末我去帮外公看邮票铺，铺子在铜锣湾的一条侧街，常要跟地痞流氓打交道，学了不少广东脏话。

有一天有人骂我：“你食鸡煲翅！”我一下子被难倒了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你食先啦。”（你先吃吧。）

后来才知道，周星驰有部电影里，角色觉得“死”字太难听，就用“食鸡煲翅”来代替。我算是歪打正着。

还有一次，公司搞活动请了些嘉宾。坐我旁边的是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，我很有礼貌地问：“请问小姐贵姓啊？”

全场哄堂大笑。原来人家是红得发紫的香港小姐冠军。¹

语言最难的，是跟文化挂上钩。

学英语记·乙：先爱上“她”

到香港的头大半年，我专攻广东话。之后才开始认真对付英文，听、说、读、写，不是双管齐下，是多管齐下。

香港是双语社会，政府和商家的告示都必须有中英文。我刻意养成只看英文的习惯，实在看不懂，再看旁边的中文。每天的新闻，先看粤语的翡翠台，再看英文的明珠台。同一家电视台，两个台的新闻往往连顺序都一样。

这是学英语的一个大窍门：人家用你不熟的语言，讲你熟悉的事情，你一定能猜个七七八八。所以我最早读的几本英文小说，都是讲中国的。

记单词我用的是笨办法：先把所有两个字母的词背下来，再背三个字母的，然后四个、五个……后来才明白，父母在饭桌上讨论的那些“深奥的东西”，比如“词根法”，help、helper、helpful、helpless，原来也是记单词的好办法。

我还去英文教会的青年聚会。每星期有一个晚上，每个人讲自己的经历，为不应该做的事忏悔，请教友帮忙。我也有机会用英文讲自己的事，周围的人都很愿意帮你。

周围不少人走捷径，找一个讲英语的女朋友。我用的是语言交换：在英文报纸上登了三天火柴盒大小的分类广告，那时候的英文报纸有《南华早报》和《英文虎报》。

区区一点广告费，找来的都是各国的外交人员，或者来往中港两地的商人。不涉及金钱，每次一个半小时，各带一份当天的报纸，前一半讲英文，后一半讲中文，互相纠正发音，政治经济、文化习俗，什么都问。

这样坚持了一年多。后来他们都成了朋友，被派到中国各地的大使馆、领事馆和外商办事处。

连娱乐时间去酒吧，我也专挑讲英语的人聚会的地方。那时候很少去兰桂坊，多数在湾仔。几杯酒下肚，没人在乎你的语法和发音，我在那里如鱼得水。

我的英语突飞猛进，是因为我先爱上“她”，“她”才开始爱上我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15 日

教英语的父亲大概以为我交了个外国女朋友。其实我根本没时间谈恋爱。怕母亲担心我太孤独，我常在报摊花几毛钱，买一两张同一位女明星的生活照寄回家，糊弄她。

一讲到学语言，我就有拼命的精神。语言慢慢算是“过关”了，至于优化，那是一辈子的事。

时间、金钱、人力

后来听说外资公司的待遇比港资好。好多少，当时也不知道，只听说办公室都有一个 Pantry（茶水间），里面有免费的可口可乐、雀巢咖啡，还可以跟漂亮的女同事聊天。

可外资对英文的要求很高，求职信要用英文写，面试也用英文。那就再下点功夫吧。

初到香港，我最喜欢两个机构：湾仔的英国文化协会（British Council），还有香港管理专业协会（HKMA）。除了语言和管理，它们还教你西方文化和香港文化里最精华的东西。

记得上课时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三组词：“时间、金钱、人力”。做任何事都要先想到这三样，不然要么做不成，要么做成了也没意义。

我在香港学到的另一样东西，是“英雄不论出身”。不要跟香港人讲你爸是谁，你哪里毕业，他们只关心你能为他们的生意、生活、社区做成什么事。

说到底，当年学英语的动力就一个：改变自己的现状。

伤残人士的车位

我在香港找的第一份兼职，是带内地来访的官员参观香港，收入微薄，像做导游。

可是这份工作让我亲眼看到了两地意识形态的碰撞。他们对香港什么都好奇：高楼大厦和贫民窟，三级片和夜总会，跑马地的麻将馆。

有一条他们永远搞不懂：弹丸之地的香港，为什么要设伤残人士停车位？为什么要给伤残人士那么多权利？

那时候还没有“政治正确”这个词。我常常很不耐烦地回答：没有“这些东西”，那就不是“香港”了。

没想到的时隔快五十年了，华人移民还挣扎在这个漩涡中！你们说说看，这个“惯性”能有那么厉害吗？ —— 2023 年 4 月 29 日

用不完的时间

八十年代初，我在香港一个人生活，“一穷二白”。¹

没有学历，没有家底，没有人脉，但却有了一个了不得的

资源：用不完的时间。 —— 2022 年 11 月 6 日

身边的同龄人却很羡慕我，看我像看英国皇族，因为我有他们梦想的特权：在不夜城里，我晚上什么时候回家都行，甚至可以不回家。香港人住得挤，晚归会吵醒全家。

除了学习，我就尽全力交朋友，专门找跟自己背景完全不同的人。

修谈国事

当时有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，政治嗅觉极其灵敏，我甚至怀疑他小小年纪就做了特务。他常拉我去参加一些政治诉求很明确的集会。

从港岛坐天星小轮到尖沙咀，沿着弥敦道一路走下去，居然有一个礼堂，里面的人群情激愤，主题是“反攻大陆”。台上喊“明年的中秋南京过”，台下的人已经好多年没回过大陆了。还能碰到所谓的“国大代表”，代表中国的各个省。

我经历过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，对一切提高嗓门的活动都没兴趣。台上讲什么，这只耳朵进，那只耳朵出，就等着散会去吃饭。

我们常去一家很特别的小馆。高楼林立的香港居然有这样的地方：门口挂着草帽、草鞋，还有一把耕地的犁耙，洗手间叫“乡公所”。

每次我都要找一张特定的桌子坐，因为那面墙上有一张毛笔正楷写的告示：

“修谈国事”

我用它提醒那位朋友：别再跟我讲政治了。我这一生的“政治建设”太多了，该搞“经济建设”了，我们聊聊怎么赚钱吧。

美丽岛

小时候上海家里有一种信笺，好像总也用不完，上面画着海滩和椰子树。爷爷告诉我，这是中国人的地方，但你这辈子不可以去。

那时候人们叫它“福摩萨”（Formosa），听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，意思是“美丽岛”。

到了香港，你说不让去，我就非得去。

申请表一填就出了问题。表上用红色繁体正楷印着：“本人保证不做对党国不利的事情。”我怎么知道哪些事情对党国不利？

交表不久，就有人约我在闹市的一家咖啡厅谈话，问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我说要去打个电话，“咨询一下律师”。好朋友在电话里说：你回去，他一定跑了。

果不其然，回到桌子那里，人已经无影无踪。原来港英政府会抓任何在香港从事“非法活动”的台湾政府人员。

申请果然被拒。又隔了一两年，我认识了一位“国大代表”，在他的帮助下才办成。那是八十年代初，国民党还是一党专制，跟政府打交道总是怪怪的。

后来我去过台湾几十次。

2023 年秋天，我和太太在台湾迷了路，站在一个没有阳光的角落看手机定位。一位台湾女子走过来，很礼貌地问：“两位想去哪里，我可以帮忙吗？”

我想起当年香港人挑移民地方的一个土办法：在马路边装肚子痛，看有没有人来关心你。有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可以考虑。这个办法，后面讲到 1997 年前还会提。

台湾，我们可以待一辈子。

保钓

太太有一次问我：香港人爱国，还是大陆人爱国？

我个人认为香港人更爱。

当年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，每年都要参加“保钓”。那时候内地人只知道“钓鱼台”是国宾馆，不知道还有一个“钓鱼岛”。香港有一条“保钓号”，每年开去宣示主权。

水果和果蝇

八十年代初，香港刚流行个人电脑（Personal Computer），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，一般人只能买套件回家自己焊接，就是所谓的兼容机。那时候的销售口号，今天你很难想象：“九七”要来了，房子搬不走，电脑可以搬走。

美国加州号称“果园”，除了“苹果电脑”，还有各种以水果命名的电脑。不少香港年轻人兼职卖加州“水果”，我偏偏去推销一个德国的个人电脑品牌，叫“Medfly”（地中海果蝇）。

居然卖得不错。总有一部分人想：你们买“水果”，我就买“果蝇”，看谁厉害。

那时候的电脑要专人上门安装。我去过很多香港的豪宅别墅装电脑。

这算是我上的第一堂励志课：有钱真好。

黄金商场

我自己也是个电脑发烧友，软件硬件都玩。在黄金商场买 Apple II 的套件，拿回家自己焊；还花五美元，向比尔·盖茨邮购过他的 MS-DOS 操作系统。业余爱好是用 Basic 语言编程。

很多年以后，太太的朋友们笑我“老土”，因为我不肯用微信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是信息产业出身的。

战壕里的将军

那些年我从事的商业竞争很激烈，自己感觉缺理论。好在 HKMA 有一系列商业课程，讲课的“教授”都是白天在公司里打仗的经营者，知识是从“战壕”里来的。

有一位老师问：一家店的背景是不锈钢和玻璃，另一家是木头和稻草，两家都写着“有新鲜鸡蛋卖”，你会去哪一家？

另一位老师把自己像模像样的西装后背剪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，穿一条短裤上台，还故意把一根裤腰带掉在讲台上，然后问我们：能不能记住他？

我儿子名牌商学院毕业，很得意，觉得自己是正规“军校”出身。他不知道老爸是在战壕里摸爬滚打出来的“将军”。(笑)

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

刚到香港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人说：大陆人只会造原子弹和人造卫星，平时又懒又笨，讲到钱就是傻帽。

开始我还想跟他们解释，我们小时候做点买卖，罪名叫“投机倒把”。后来连这个都懒得讲了，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

然后反问他们：那为什么你方方面面都不如我这个“大陆人”？

当年在香港，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：要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。

先从“硬件”做起，就是衣着打扮。那年头男人也烫头，满头卷卷的“爆炸头”；喇叭裤的裤脚比皮鞋还宽；正装流行浅色的一色西装，便装是黑皮夹克（冬天）或者花格子衬衫（夏天）。

“软件”指的是思维方式，那要花很长时间。

在香港，我整整花了二十年。

我在香港做过一次陪审员。后来在加拿大又做过两次。

不请黑人

先讲一件我很少提的事。

我在美国大电脑公司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八十年代初。我非常以那家公司为骄傲。

结果在一个展览会上，有美国人告诉我：你们公司不请黑人。

那时候这种情况比较普遍。我还是去质问上司，他说，工厂的楼面上有黑人雇员。

没多久，我就辞职了。¹

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个“大陆仔”，在香港被人看不起过，在上海是“黑五类”，在内地是“臭老九”家的孩子。我大概从小就对这种事特别敏感。

一把长雨伞

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，我穿了一身浅色西装，喇叭裤下面是尖头皮鞋，头发烫成卷卷毛，活像戴了一顶大帽子。那天有点下雨，我拿了一把长雨伞当拐杖。

相册里还有一张照片为证。用今天的网络流行语讲，绝对“IN”。

那时候找工作，除了精雕细琢的求职信，衣着打扮也十分重要。还有谈吐，那不是一两天能准备出来的。另外就是要让对方知道：你在选择我，我也在选择你。

这一次的对象，是在香港的一家美国全资附属公司：王安电脑。我知道他们讲究个性，所以求职信是有针对性、精心泡制的，绝没有“八股文”。你去商务印书馆买一本求职信样本，照着抄，那一定坏事。

面试我的人，不是部门经理，也没有人事部陪着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王安电脑的亚太区总裁。

面试用英文。快结束的时候，他问我：“What kind of people really annoy you?”（什么样的人会惹你生气？）

我说：整天问你学什么、有什么文凭的人。

他说：“你猜我是学什么的？”然后自己回答：“戏剧表演。”

美国第三大电脑公司的亚太区总裁，不是学计算机的，是学演戏的。

他看出我对电脑着迷：业余爱好是用 Basic 语言编程，又跑到黄金商场买 Apple II 的配件回家自己焊。再加上我做什么都比较执着，他们喜欢这样的人。

他只提了一个要求：希望我不要再继续找工作了。至于把我放在哪个部门，他还没想好。

出了门，我找了个公用电话，给当时的哥们儿报信，说“搞定了”。他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在这里谦虚一下：那位大老板从小在上海长大，我也是在上海长大的，面试就这样成了。

然后我才想起来：“糟了，我忘了问工资多少！”

只知道职位和级别。不过肯定不会差，因为等候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很大的 Pantry，雀巢咖啡、可口可乐，吃的喝的样样齐全。(笑)

抬轿子

后来我被派到北京。

公司给我印了一个很鲜亮的头衔，其实就是个“小喽啰”。被指派什么事，我都十分认真：帮公司拓展业务，也算帮中国搞现代化，当然也想着自己的升职加薪。

那时候公司有个政策，俗称“抬轿子”。跟中国官员打交道，你要抬高你的上司，你的上司要抬高他的上司，这样才容易接触到最高的决策人。

王安电脑在中国的业务，当年可以说是得天独厚。最大的竞争对手 IBM 连中文名字都还没有，王安的机器已经能输入输出中文了。河南有人发明了“五笔字型”，我们很快跟河南省科委联系上，把这个输入法做进了王安电脑的键盘。

联合国的人口普查、世界银行的火车头项目，前前后后我都参与过，特别是去那些造火车头的地方：青岛、株洲、北京，还有一个叫戚墅堰的地方。

当年的机械工业部，从一机部到七机部，我今天还记得顺序：机械、核工业、航空、电子、兵器、船舶、航天。

后来当上国家领导人的那几位，当时都还在各个部委做“具体工作”。我这样的推销员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，居然能接触到他们。我在推上讲过几件小事：一台运到的电脑比合同上“小了一圈”，没人敢签收；一个合资公司谈来谈去，最后谈成了合办一场英文京剧；还有一位主任在谈判桌上直截了当地问，这里面谁是“老板”。记忆可能有错，推友们放心指出。²

鸡同鸭讲

记得是 1984 年的某一天，总部来电话说：“大老板”要来中国见“最高领导人”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大老板是王安，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。

王安博士还没到，就出了问题：民航局不同意他的外籍私人飞机飞国内航线，北京到上海不行。结果只能绕道，北京飞香港，香港再飞回上海，白白浪费时间和汽油。

外交部礼宾司交代得很详细，镜头前握手站在哪一条线上，都划得清清楚楚。邓小平那一边是个高一点的台子。王安也是个小个子，我心里想，这样的安排用得着吗？

宴会上王安要用中文讲话，这居然也是个挑战。我发现他好多字不认识，比如“桥梁”。

会见的时候，邓小平讲四川话，王安讲上海话，简直“鸡同鸭讲”，翻译也帮不上忙。邓小平用很重的四川口音对他说：“你家大业大，回来做点好事。”我看王安博士一定没听懂。

我在内地四川长大，在上海也长大。我跟身边的同事说：

上海话翻译四川话，四川话翻译上海话，这不是我的长项吗，下面这张照片应该我坐在中间才对(笑)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7 日

上海小朋友

王安电脑的亚太总部在铜锣湾，三越百货那座大楼的楼上，占了三层。

公司里有几个讲上海话、年纪比较大的人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王太太记不住我的名字，就叫我“上海小朋友”。没想到今天成了“上海老头子”，还在这里“八卦”人家的家事。

公司里成千上万的人，都喜欢讨论两件事：他多有钱，他多小气。

公司高层陪他打麻将是最没趣的事。王家的规矩，上限二十美元，谁输谁赢超过这个数都不算，不然王太太会说：“王安赌博了。”

有一次在北京，王太太问哪里买得到绍兴酒。我说可以请上海的同事帮忙带。想想又不对，波士顿唐人街不就有吗？

王太太说。“小鬼头，埃面搭忒贵了(上海话)”。 —— 2023 年 7 月 9 日

（“那里太贵了。”）这哪里像一个坐私人飞机来中国的人？

我还陪过王安的一位兄弟去美国大使馆和友谊商店。他告诉我，王安从来没有资助过家里任何人一分钱，但王家所有在美国读书的后代，学费都由王安的基金支付。

我不知道推友们能不能理解：哪怕你兄弟做了美国顶级的富豪，你也拿不到一分钱的好处，只有读书，才能分享这份财富。

把电脑放在人面前

我家客厅里到今天还放着一台 Underwood 牌的老式英文打字机。那些字母的铁锤经常互相打架，打错一个字母就了不得，要么涂改正液，要么拿胶纸粘掉重打。

王安电脑最早把这件事革命化了，后来叫“文字处理”。当年我们有一句口号：别人是“把人放在电脑面前”，我们是“把电脑放在人面前”。

我算是中了“王安毒”的人。后来跳槽去另一家美国上市的电脑公司，谈雇佣合同的时候，我居然提了一个“非分要求”：给我装一台王安的个人电脑，用来做文字处理。

听后来的同事说，那件事成了公司的“耻辱”：办公室正中间摆着一台竞争对手的产品，天天提醒每个人，公司的弱点在哪里。

老王家，老孙家

离开 WANG，我加入了 SUN。

国内的亲戚说，我离开了“老王家”，去了“老孙家”，反正都是“打工”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些都是当年美国的电脑巨头。

SUN 其实是“斯坦福大学网络”几个英文词的缩写。它在 1984 年提出了一句话：“网络就是计算机”（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）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带儿子去参观脸书总部，发现除了饭菜好吃、不要钱，整片楼群就是以前 SUN 的总部。门口那块 SUN 的招牌没拆，只是翻了个面，正面加上了 FACEBOOK。

我理解扎克伯格的意思：无论哪家公司多么辉煌，随时都可能掉进万丈深渊。

王安电脑也是这样。很多人把它的失败归结于传位给儿子，我看更深的原因是它的系统是封闭的（Proprietary）。推出个人电脑的时候，它不肯用行业通行的操作系统，那一刹那就决定了它的命运。

王安像典型的中国父亲一样，从来没对孩子说过“我爱你”，最后在病床上，用英文写了一张“I Love You”的纸条。

他留给孩子们的话，据他儿子在葬礼上转述，最后一句大概是：世界不需要我们，我们需要这个世界。

那是我的青春年华，三天三夜讲不完。他是我最敬重的美国人。

两种美国人

在美国公司做事，每年都有机会去美国开年会、受培训。我借这些机会背着背囊、穿着牛仔裤，几乎走遍了美国，去得最多的是首都华盛顿。

有一天在马路上问路，对方是一位少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。他没什么钱，却非常好客，执意要带我去吃午饭。结果去了一座很大的教堂，跟一群陌生人先唱圣歌，再饱餐一顿，饭菜还真不错。

又有一天，我坐在白宫附近的草地上看书，有人过来招惹，问我是不是韩国人，嘟囔了半天美国人去那里打仗死了多少人。我说不是。“那就是日本人，也不是好东西。”他用了一个羞辱人的词：“Jap”。

还是在国会山的台阶上，一个陌生的美国人主动来打招呼，讲一口普通话。他一天中国都没去过，中文是在哈佛读书时学的。那天是他太太生日，他送的“礼物”是跑几英里路，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。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他给我解释美国，我给他解释中国。

1984 年我自己去夏威夷玩，跟一个台湾旅行团同行。第一顿自助午餐，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台湾老先生中暑晕倒。我以为是小事，眼前却来了一大群穿制服的人：警察、保安、急救员、医护人员。我居然成了现场翻译。还有慈善机构的人递名片给我，说愿意支付医疗费。

我们午饭还没吃完，那位老先生已经回来接着吃了。

我当时很感动，对在场的人，包括记者，讲了一些动情的话。

所以我常说，美国人看上去都差不多，其实是天壤之别。

麻派、舞派、托派

八十年代初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常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。那是外国专家局下面的宾馆，在西郊白石桥路上，好多栋楼，好多道门，门口站着穿军装的门卫。

宾馆挨着人民大学，公司还租用那里的体育设施。不过我们接触更多的，是北大和清华的学生。

当时的大学生分三派：麻派，打麻将；舞派，跳舞交朋友；托派，考托福准备出国。

托派的目标极其明确。他们最想要的东西，是一本美国大学的目录或者年鉴。我从美国弄来几本，学生们当宝贝一样传来传去，接下来就是海量地往美国发申请信。

他们最担心的，不是学费，也不是英文，是邮票钱。

那时候我在美资公司的北京、上海办事处，做得最多的一件义务工作，就是帮大学生出国：换美元、打电话、发传真、订机票、帮忙付费、安排接机。我亲眼看着他们兴奋，看着他们高兴。

很多人至少免学费，有的拿全奖或者半奖，连生活费、来回机票都包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英语，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水平。

当年换来的一张张“入学通知”，后来都成了一本本“美国护照”。

靠的是什么？我认为是美国大学的“肯定性行动”（Affirmative Action），他们想让学生的成分多元化，谁不想在中国的大城市插上几面小红旗？今天有些当年的受惠者，提起这个政策嗤之以鼻，这是我想不通的。

你是考我还是问我

有一段时间，我跟美国公司的同事都住在北京、上海的宾馆里，几乎二十四小时在一起，每个星期要写很多工作报告。

那些同事都是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的，可他们之间的英语，真的相差很远。

有人经常过来问我某个字怎么拼。

有时候经常过来问我某个字怎么拼，我都要先问，你是考我还是问我？ —— 2023 年 3 月 2 日

后来我留意到一个区别：当年大学室友是讲英语的外国人，还是讲广东话的香港人，英语水平就差得很远。

今天选的环境，造就明天的结果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儿子上大学，精心挑了两个室友，一个埃及人，一个印度人。他妈妈开玩笑说，四大文明古国还缺一个。

七二一

在上海，我认识一位最早期的律师。他不是政法学院毕业的，是在一个叫“七二一”的夜间大学读的法律，可业务十分红火。我有问题常去请教他。

那时候中国没有信用卡。有一次他请我帮个忙，替他女儿付托福和 GRE 的考试费。后来我有机会看到成绩，吓了一跳：托福满分，大学还没上，就去考研究生入学试。

那时候我还是单身。我问他：你是怎么教孩子的？

他说：那时候没有钱，但有的是时间。讲到火车，就背着孩子去火车站；讲到青蛙，就背孩子到田里抓青蛙。

这件事让我第一次去想：做父母的，作用到底有多大。

单眼皮杀人犯

三十多年前，上海一家报纸报道：抓了三个外地人小偷。

我去投诉，说不能这样写。他们说，这是事实。

我问总编辑：难道哪一天你们会报道，抓了一个单眼皮杀人犯？除非你能证明本地人从来不偷东西，双眼皮的人从来不杀人。

他当时完全不明白。相信今天已经明白了。

犯罪就是犯罪，跟人种、跟哪里来的无关。我看跟贫穷倒是有关系。

西安的舞会

八十年代，联合国有一笔拨款给中国，买电脑做人口普查。我跟着公司走访各地的客户，身边总要带一位电脑工程师。¹

有一次去西安，随行的是一位英国来的年轻工程师，我这里叫他 M。他一半华人血统，一半英国血统，长得却是黄头发、蓝眼睛。他会讲几句广东话，都是他广东妈妈骂他的话；普通话结结巴巴，很容易闹误会。

管这样一个会讲中国话的老外，是个挑战。我怕他闯祸，就吓唬他：中国的监狱条件很差，你一定要好好听话。

接待单位请我们去华清池吃羊肉泡馍。路上碰到几个要饭的，陪同的翻译要面子，硬说那是“几个疯子”。

等泡馍的时候，M 突然高叫：“我也疯了！”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他说：你们中国人，人饿了就是疯了。一点面子也不给。

那年头西安晚上没有任何娱乐。我就带他去公园里办的“大龄青年舞会”，冬天戴着棉帽、穿着大衣，很容易混进去。结果有一天他惹了点麻烦，被主办方扣下了。

他应该还记得，我当年是怎么把他“救”出来的。

沙田和福田

八九十年代，我因为工作常在深圳和香港之间跑。内地的人都以为香港的犯罪率比深圳高得多，其实正好相反。

有一次在香港沙田，我坐的士去港岛，把钱包落在了第一辆车上，换了一辆过海的士，还没到目的地，警察就通知我：钱包找到了。

又有一次在深圳，钱包被偷，我跑去福田派出所报案。心想扒手会拿走现金、留下证件。到了一看，一堆警察在那里打牌，叫我自己去一大堆身份证、通行证、回乡证里翻。不用做记录，也不用录口供，因为实在太多了。

九十年代初还有一次，我回深圳的家看父母。² 上楼梯的时候，迎面碰上几个陌生人，一面喊叫，一面挥着一英尺长的大刀。原来邻居家被偷了，主人碰巧提早回家，跟翻箱倒柜的人撞了个正着。

邻居们都出来了，看着被吓坏的我。我说：“报警呗！”

我还在脑子里使劲回想那几个人的身高、长相、衣着，等警察来了好录口供。没想到那家主人说，什么损失都没有，不用报警。所有邻居都赞同。

这一次的暴力犯罪，我一辈子忘不了，可它在中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

难怪犯罪率那么低。

垃圾桶上的花

有一年在上海，记得是情人节，我糟糕地忘了给当时的女朋友买花。

正巧，淮海路一个闪亮的垃圾桶上，放着一捧包装精美的鲜花。肯定是哪个可怜的男孩子被拒绝以后留下的。

我连问都没问，直接送到她的手里，那一霎那，我就知道我可以跟她生活一辈子。 —— 2023 年 5 月 3 日

要补充一句：那束花，我是当着她的面捡的。她只是笑了笑，我当然笑得更欢了。

她后来成了我太太。

做生意

那些年我自己也做过生意，常去上海，办公室在大酒店里，也常去黄河路吃饭。几十年后朋友推荐我看电视剧《繁花》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普通话版我看了两集就没兴趣了，后来在油管上找到上海话版，越看越有味道。上海话也算我的母语。

我还在美国办过一家公司，日期记得很清楚：1992 年 7 月 9 日。有一次一位洛杉矶的华人朋友说我“不了解美国”，把我说急了，我就叫他上网查一查。

1997 年前

那几年香港讨论最严肃的话题，就是要不要移民，移到哪里去。

坊间流传一种测试方法：蹲在马路边装肚子痛，看有多少人停下来问候你，再决定要不要在那里过一辈子。

我和身边的人都没做过这个测试，只凭印象，选了加拿大。

充数

很久以前，我对加拿大的印象是：土地辽阔，国民很“乡村”。

有一次在美国公司开年会还是受培训，跟一位加拿大同事很聊得来，周末一起消磨时间。我要替朋友买一盒简·方达（Jane Fonda）的有氧操磁带。他说：要那玩意儿干嘛？“我太太体重都两百多磅。”

是的，加拿大人都是“粗线条”。喝易拉罐的饮料，从来不用杯子，也不拿纸巾擦一下罐顶，直接往嘴里倒。

后来有一天，一位跟加拿大有关系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当晚有个宴会，叫我去充个数。免费晚餐，谁会说不？

赶到灯火辉煌的现场，我一愣：主持人是加拿大最大一个省的省长，一身西装，脚上却是一双休闲鞋。那是安大略省在香港的招商会。¹

这位叫 Mike Harris 的省长，以前做过滑雪教练和学校老师。人们爱讲他的一个故事：小孩子都不爱吃家里带的午餐盒，他就提倡孩子们互相交换，结果孩子们胃口大开，家长们也愿意在午餐盒上多花心思。

久经沙场的老政客，游说能力一流。我本来就有移民的打算，自然全盘照收。

移民第一天我就算了一笔账：当年安大略省的公共债务，除以全省纳税人的人数，我一落地就背上了十七万加币的债。

移民还债，就当报答当年的白求恩吧。

96.3

刚到加拿大，还真有人采访过我，问：多伦多什么东西最吸引你？

我的回答是：“96.3。”

那是多伦多的一个调频电台，全天播古典音乐。它有一句不断重复的口号：“Beautiful Music For A Crazy World!”（给一个疯狂世界的美妙音乐。）

这居然成了我移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
一盘残局

我的移民面试是在纽约的加拿大领事馆。移民官跟我聊得很好，还把我送到门口，鼓励我说，在这个全新的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。很多年以后调出档案，才发现他当时给了我满分。

我到加拿大，大概是 1998 年。²

小时候在大学的院子里，每到夏天，到处都有人下象棋，人围得越多，棋艺越高。有一条金科玉律：新来的观战者不要随便开口，不然一定被人轰走。保持多久的沉默，要看这盘棋有多“残”。

任何移民，面对的都是一盘“残局”。

刚来的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以为本地人都很“笨”。我见过很多香港来的移民，在这里亏了不少钱，才吸取了教训。

因为这盘“残局”不可能在短时间看得明白！ 我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比正在下棋的人高明。 —— 2023 年 12 月 2 日

我的移民类别要求两年之内成立一家公司，聘用至少一位跟自己没关系的加拿大人。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公司办得越小越好，时间越短越好。满足了条件，就去找工作。

水鱼

到加拿大差不多一个星期，第一件事是买车。要先买好车保险，才能取车。

我让车行的销售员把我放在一个华人购物中心，随便找了一个华人保险代理。什么方言都会讲，热情有加。保险怎么这么贵？大概是因为冬天长吧。

我当时还自以为开始为加拿大经济做贡献了。没想到我是一只刚到埠的“水鱼”（广东话：冤大头）。

学英语记·丙：打电视广告上的电话

回到住的地方，电视广告上也在卖汽车保险。闲着无聊，我打了个电话去问，就当练英语。

报价把我吓了一跳：是那位华人代理的四折到五折。

我的情况再简单不过：车的品牌、年份、配置；司机的性别、年龄、住址、驾龄，还有香港的无索赔记录。怎么可能差那么多？难道这里的“语言服务”那么值钱？

后来回上海，有几家快要移民的人来找我，都说自己“英语没问题”。我跟他们讲：英语的水准有两种，一种是花钱的，一种是赚钱的。花钱的英语，你们今天已经会了。

我还给自己选了一位家庭医生：一位年长的欧洲移民。当时我和太太选他，就是想逼自己多学一点医疗方面的英语，了解不同的文化。我为此读了一门“人人医学院”的课程，每次见他，先讲我的“主诉”（chief complaint）。

越学越明白，医生想知道什么，病人该告诉他什么。这一跟，就跟了二十多年。

地下室

刚来的时候，目的很简单：赚加币，讲好英文，接触社会。可是太太不讲英语，也不开车，孩子还很小，要人照顾。

怎么办？想办法在家里上班。

那时候互联网刚起步，很多人不知道它为何物。你说“Open Windows”，真有人去开窗；你说“Mouse”，人家以为屋里有老鼠。我给地产经纪讲课，问他们有没有电子邮件，大多数人说没有，还有人说买了，可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

我 1996 年就给自己注册了域名。干脆就在家里开一门生意：卖域名、卖空间、做网站。你告诉律师、医生、会计师、地产经纪，他们都可以拥有自己名字的“.com”，不懂的人觉得很奇妙。

我在地下室见客人，有时候身上还背着娃，感觉是在赚奶粉和尿片的钱。没想到客人反而喜欢。

做网站的工具很简单，就是微软 Office 里面的 FrontPage，所见即所得。当时在网上跟我交流使用经验的，是一个八岁的加拿大小男孩。对他是嗜好，对我是养家糊口。

最难的是摸准客人的品位，喜欢什么颜色、什么搭配。我有个秘诀：几乎买齐了加拿大能买到的所有啤酒，摆在家里让客人挑，喜欢哪一个，就照哪一个配色。比如荷兰的喜力，主色是绿，点缀一点红。

我还会称赞一句：“好品位！啤酒商当年花了五十万美元做设计和市场调研。”

有一位客人叫保罗，研究萧伯纳的字母。网站做到一半，他突然对价钱提出异议。我心里想：难怪人家说犹太人小气。没想到他说：我想多给一点钱，可以吗？

我抱起身边的孩子，说：“当然欢迎啦。”

这件小事，治好了我这个第一代“码农”的一点偏见。

复原键

后来，我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去找工作。准备简历，准备面试，心里很激动。人家说：“你没有加拿大经验。”我回答：“但是我有国际经验。”

那一年美国的百思买（Best Buy）刚收购了加拿大的“未来商店”（Future Shop），要招很多人。我已经做好了降级的准备，结果找到的工作是最初级的：去商店卖笔记本电脑。

以前的企业经验，全部洗掉。移民就是一个十足的“复原键”。

我做了很多年生意，到哪里都改不了看看能怎么改进的习惯。我在卖的几十台笔记本电脑上，都放上当年的电影预告片，几十个屏幕同时放不同的电影，场面非常壮观。经理问我有没有版权问题，我说你放心，人家不收你广告费就算好了。

没想到加拿大人发现笔记本电脑还能看电影，销量莫名其妙地大涨。我被评为“最佳雇员”，一连好几个月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：很多同事的名字比较特别，比如“穆罕默德”，我叫“维克”，客人记得住，投票的时候都选我。

我在那里交了很多中东朋友，大多是伊朗来的移民，讲波斯语，信伊斯兰教。他们带我去吃风味餐厅，我几乎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。他们跟我说，当着父母的面绝对不吃猪肉，背地里什么都吃。

我对世界那个角落的“偏见”，也大大改观了。

你可不可以跟我先生讲话

太太来加拿大的时候，英语是“零”。据她说，中学最讨厌的科目就是英语，二十六个字母都写不完。

太太来加拿大的时候，英文的26个字母都有问题，但她有一句流利英语，“你可不可以跟我先生讲话？”随后把手机交给售货员。 —— 2022 年 12 月 10 日

我意识到问题严重，就在多伦多东北边、开车一个钟头左右的湖上，租了一个“拖车公园”（trailer park）里的位置。每年夏天去住，一住就是十多年。岛上有八百户人家，我们是唯一的亚洲人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跟朋友打完高尔夫回来，邻居说：你太太跟外面来钓鱼的人“吵架”了。她自己说，只是讲话声音大了一点。

从那以后，邻居们都承认：这位平时不出声、岛上唯一的亚洲女性，已经是“一口流利”的英语了。

起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注不注重。

比加拿大人更“加拿大”

在香港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。到了加拿大，目标就成了比加拿大人更“加拿大”。

这一次不再讲究“硬件”，衣着打扮无所谓了，只讲“软件”：除了语言文化，还要弄懂这里的选举制度、三级政府、司法体系、教育系统、移民政策。

连听笑话，都希望听加拿大版本的。

这个目标，我还在努力之中。

K 到 G12

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：跟孩子们一起读书，从幼儿园的学前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，这里叫“K–G12”。

我记得当时找到一个网站，图文并茂，有视频，有音频，完全免费。先选年级，再选州，我选的是加利福尼亚州。

没人叫我去读数理化，我只读语文，到了高年级再加历史和地理。

就因为这个，我跟下一代的知识是同步的。比如我知道 Rosa Parks 是谁：那位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上让座的黑人女士，被捕入狱，成了民权运动的导火线。

后来朋友问我：你为什么跟孩子这么聊得来？

我反问：这到底是好事，还是坏事？

左撇子

儿子们很小的时候，我和太太就发现，他们都是左撇子。

做父母的都担心，以后做什么都比别人难。一副高尔夫球杆，左手的贵很多；要拉小提琴怎么办？世界上好像没有左撇子的小提琴。

到处查资料，问心理医生，得到的答案是：不要干预，不然影响智力发展。

真正说服我的，是一长串左撇子的美国总统：杜鲁门、福特、里根、老布什、克林顿、奥巴马……

我对太太说笑：“哎呀，实在不行就做个美国总统算了。” —— 2023 年 6 月 17 日

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好处。他们平时不做作业，吃饭的时候赶作业，左手拿笔，右手拿筷子，左右开弓。这点本事，谁敢梦想？

后来参加体育队，人家专挑左撇子，听说可以从左边进攻。缺点竟然成了优点。

分流护士

在加拿大，我觉得最糟糕的是看急诊。头疼肚子疼去，从天黑等到天亮，轮到你的时候已经不痛了，你也就想回家了。

急诊室门口坐着分流护士（triage），看的不是谁先到，是谁的病情更危急。你等得越久，说明你越不用担心。

有一次孩子还很小，发烧，我带他去医院。还没站稳脚，护士就像抢一样抱起孩子往里面跑。

我在等候厅的电视前坐下来，才知道那两天安大略省有三个小孩死于脑膜炎。

金医生

刚来的时候，要定期带孩子去儿科医生那里检查。那位医生姓金，和蔼可亲，喜欢跟我聊家常。我们的生活背景完全不一样。

我问他：你是“金山伯”（香港人对早年来北美淘金的华工的叫法）的后代吗？

他说：对呀。

他问我：你当过红卫兵吗？

我说：是啊，不过我记得大部分时间是“红小兵”。

金医生建议孩子入冬前打流感疫苗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：凭什么？没病没痛的挨一针？

他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列了很多网站，叫我自己去研究。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，最后的决定是：打。不但孩子打，全家都打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只漏过一年。

蜡烛

九一一那天晚上，我把家人叫到地下室，点上了所有能找到的蜡烛，悼念三千多个无辜死去的人。

那些人在最后一刹那，要选择怎么死，被火烧死，还是摔死。这一幕在我脑子里永远抹不掉。

九一一以后，我刻意交了几个伊斯兰教的朋友，心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坏。

结果发现，他们的平均素质比华人还高。其中一个后来成了多伦多的大律师，新冠疫情那几年常来我家后院，把酒聊天，我没觉得那段日子有多难过。

温哥华的春节

有一年中国新年，我带儿子回上海看我父亲，想陪他过个好年。

因为天气，飞机滞留在温哥华，很多多伦多的家庭被迫在那里过年。我帮大家跟航空公司谈判，争取到最好的待遇：打的士来回机场，酒店和机场吃饭、买东西都免单。

这时候我留意到，别人家的小孩都比我家的能干，除了翻译菜单，什么事都能像家长一样出面办。

从那以后，我刻意培养儿子，把很多事情交给他们做，比如写投诉信、去争取该有的服务。

后来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，我叫他们查到白宫的电话，代表我打过去，祝贺新总统。¹

零级

我跟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讲“教子经”，有人问什么最重要，我用四川话回答：“操音乐，打体育。”

一个儿子两岁就上音乐欣赏课，会四样乐器，可从来没考过级。我叫他“零级”。

2016 年春天，他随学校乐队去另一个城市的大学音乐系交流，六月还要去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。那个周末他不在家，我第一次有了空巢的感觉。

我说这些话，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大概要来我家砸玻璃了。我不反对考级，只是不赞成家长“逼考”。家里那台几百块钱的电钢琴会自己弹，哪天你再也不碰它了，我也照样有琴声。

儿子在高中还演过一出话剧，叫“The Laramie Project”，讲 1998 年美国怀俄明州一个大学生，因为是同性恋，被人绑在荒野的铁丝网上活活打死。儿子演那位父亲。失子之痛那段独白，台下的观众哭成一片。

黄氏旅行团

移民以后，我们五个家庭长期一起聚会、旅游，孩子们年龄相仿，彼此当兄弟姐妹。这是我们自己选的“大家庭”。

加拿大的冬天长，很多人会去南边的海岛度假一个星期，机票、酒店、吃住全包。我常常做这个团的团长，没工资也没权力，只是义务协调，有时还自己掏一点小钱，替大家选座位，让每家人在机舱里坐在一起。

窍门是找航空公司的“团体销售”（Group Sales），十个人以上就有团体折扣，通常一成到一成半。

那次在牙买加，一下飞机，太太惊讶地告诉我：接我们的大巴车窗上写着“黄氏旅行团”。

那时候我们到哪里都受照顾，连买门票都是团体票。

还有一次去古巴，那还是卡斯特罗的年代。孩子很小，住在度假村里，旅游部门推销“大腿舞”晚会。我说，让带孩子我就去看。没想到人家文化部门还真的特批了。晚会的圆桌上摆着一瓶朗姆酒，全场只有我们一家带着小孩。

扮鬼

为了逗孩子们开心，万圣节我也下过功夫。

有的小孩被吓哭了。现在想想，有点后怕。

铁盒子

父亲退休的时候跟我说，这辈子不会跟“铁盒子”扯上关系。我说，反正家里多出一台电脑，放着当家具也行。

没多久，我发现他在电脑上打“红心大战”。几年以后，他成了电脑迷，还跟我说，很庆幸自己搭上了“末班车”。

有一次他问我，要不要来一张跟美国总统握手的 PS 照片。原来他在老人大学学电脑。

我自己来加拿大以后，给老外的成人班讲过课，教他们注册域名、上网。朋友说你真厉害，我说他们又不是跟我学英语。后来我又去多伦多的中文化中心，教香港移民来的老人家用电脑，好跟下一代沟通。

就当报答当年香港对我的恩惠。

We paid it

儿子五岁的时候，我带他去皇家银行开户，其实是联名账户。银行还奖励他五块加币。面对一堆讲法律、讲钱的文件，他一本正经，脸涨得通红，签字画押的样子，我到今天还记得。

2023 年 6 月，同一个月里，他参加了两次毕业典礼。同一个人，同一所学校，因为他读的是双学位：一个商学院，一个法学院，整整六年。

推特上有人叫我“教授”，错，我老子才是；又有人说我是“律师”，也错，我儿子才是。我自己什么都不是。

我跟儿子说：以后千万别再读书了，你再想读书，我跟你急。纸上谈兵谁都会，是时候把学到的东西用一用了。

那天我和太太一人手里拿一张毕业证书，走出典礼大厅。门口有一位举牌子的志愿者，除了“恭喜”，还说了一句：

他：“You made it”

我：“We paid it” —— 2023 年 6 月 23 日

谢谢这位善良的人。我们只是付了学费而已。

人老了，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哪一年做了什么事，而是哪一年碰到了什么人。

这一章不按年份，就讲几个人。普通人我都不写真名，他们没有义务跟着我上书。

不许揉弦的老师

我在上海学小提琴的那位老师，是电影乐团的首席，一半广东血统，一半德国血统。那个年代教琴不谈钱。

他十分严格。练基本功的那几年，绝对不许我尝试跳弓和揉弦。小孩子哪有不想“炫”的？手指头痒得很，他就是不许。

我小时候上海的暑假作业，是一本彩色的书，语文、数学、常识都有，每天只准做一页，不准偷看下一页，同学们一起做，互相监督。

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我后来才明白：教育是讲究循序渐进的。

到了多伦多，看到身边的华人家长让孩子“偷步”，提前学，逼着考级，我总想起他。我想，他要是看见了，大概会摇头。

J 先生

刚来加拿大不久，我做一个项目，竞争很激烈，一位犹太人在几家里面选了我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：因为你不会讲犹太话。

后来才知道，真正的原因是他的祖母曾经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。当年全世界都拒绝犹太人的时候，上海接受了八万犹太难民，大多住在虹口。我们家的老房子，有一处也在那里，难怪我那“半个小脚”的祖母会讲英语。

我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，却无端端成了受益者。

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，无话不谈，信任超过兄弟，还一起去过北京、上海。只有一件事他从来不提：他的出生和童年。他不说，我也不问。

一直到他的葬礼，听了悼词，我才填上这块空白：他小时候家在巴格达，1941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，那里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，全家连夜逃命。那时候他才读三年级。从此他家再也没住过房子，他也再没进过学校。

他生前问过我一个问题：今天给你一百万，或者给你一分钱，一个月里每天翻一倍，你选哪一个？

按三十天算，一分钱翻到最后，是五百三十六万多。

跟他在一起，脑子不可能生锈。我想，一个人能把那样的童年锁起来，还活得这么聪明、这么慷慨，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坚强的人。

Y 先生

朋友里年纪最大的，大家叫他“老 Y”。他中英文功底都特别好，还能用中文吟诗作画，跟他在一起，每分钟都能学到东西。

他是 1967 年移民加拿大的，按他的说法，是被加拿大政府“逼”来的。

那时候他在英国读书，快毕业了。香港街头正乱，到处有“菠萝”（当年对土制炸弹的叫法），家里叫他另谋出路。

他告诉我，当年英国的酒吧，一杯啤酒几个便士，华人要付双倍；喝完了酒保叫你把杯子拿走，不然就当着客人的面把它摔碎，扔进垃圾桶，因为华人碰过的杯子，别人不肯再用。

他向加拿大驻英国的使馆申请旅游，被拒了，理由是这么年轻就周游世界不合适。他坚持，使馆官员反而建议他申请移民。他在附近照了一张肺部 X 光片，移民就办成了。

去拿“移民纸”的时候，外交官顺手给了他一封信，里面是一份安排好的工作。到了蒙特利尔，一下飞机，边境官员又给了他一张纸条，又是一份工作。

后来他去了一家银行，人家发现他是大学生，分行经理都没读过大学，最后让他上夜班，看管当时类似计算机的设备。月薪二十八块加元，房租每星期三块，够他过日子。

他为人谦卑，从来不讲自己飞黄腾达的事。我想，那只被摔碎的啤酒杯，他大概一辈子都没忘。

小 C

我跟小 C 是在飞机上认识的。那一年他辞了职，一个人移民加拿大。父母老来得子，在老家把他照顾得好吃好住，怎么会跑到这个语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？

我暗地里想做他的“盲公竹”。这是广东人对盲人手里那根竹竿的叫法，他们相信，任何人移民到一个新地方，都是“盲公”，都需要那根“竹”。

那时候他常来我家吃火锅。我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，他说一直没找到。原来他一直在申请“秘书”的职位。

我说：你又不涂口红，又不穿高跟鞋。他说：雇主又没说要男的女的。我说：除非是董事会的秘书。

社会上那些不成文的规矩，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解释。后来我劝他回学校深造，他拿了工商管理硕士，后来搬去了美国，事业很成功。我们有时在多伦多聚，有时在他那边聚。

有推友说我“好为人师”。我想，做一根电子的“盲公竹”，大概也没什么不可以。

老渔民

开房车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郊外的一个渔村，我买了几样手工艺品：抓龙虾的笼子上系的那种五颜六色的浮标。听说看颜色的组合，就知道是哪家人的收获。

回到房车营地睡了个午觉，那位渔民找上门来，说我多给了他钱。营地里几十户人家，他一家一家找过来。

老人家打了六十多年鱼，不能出海了，改做木头手工艺品。他一分钱都没多收，只是糊涂了，把找零的动作忘得一干二净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下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。”

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，几代人都打鱼，还把抓龙虾的秘密传授给了我。

这里的渔民真善良淳朴，我感觉到自己回到了真正的加拿大。 —— 2023 年 1 月 6 日

叙利亚夫妇

有一次坐优步，司机是一位叙利亚难民。他问我：加拿大的花草为什么那么贵？

我告诉他，很多人都不买，在朋友之间或者网上的俱乐部里免费交换种子和苗子。

后来他来我家做客，从后院拿了些花和菜的苗子回去。聊天当中我才知道，当年一场战争，把他家价值百万美元的房子一夜之间夷为平地。

两夫妻为人很好，非常勤奋。来我家总带一些叙利亚的特别点心。男的开优步，女的也上班，两个人每天晚上一起学英语。

身边有些华人朋友对难民颇有微词。我想，他们要是见过这两夫妻，大概就说不出口了。

牙买加的老友

十多年前在牙买加，一家风景秀丽的海湾酒店。我站在洗手间的洗手盆前，从镜子里看到身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华人。他问我：对酒店还满意吗？

我说什么都好，就是全包的饭菜里海鲜太少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从海鲜市场订了一大批鱼虾蟹，专门给我们这十几个多伦多来的华人，厨房还特地照中国口味做。太特殊了，太过分了。

原来这家酒店跟他的家族很有渊源。他没有中文名字，也不会讲中国话，可他是华人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成了老朋友。我想，所谓华人，大概不在于你会不会讲中国话。

家庭医生

我的家庭医生，是一位年长的欧洲移民。做医生以前，他是本地的助产士。他说，我们这一区街上上了年纪的人，来到这个世界上见的第一个人，很可能就是他。后来他去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读了医学院。

我第一次见他，就觉得他七八十岁、快退休了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。他有多老，我一直不敢问。

他从来不叫我忌口，劝我不要在家里自己量血压，说他诊所那台血压计值五千加元。每年体检完都没电话，“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”（No news is good news）。太太验血时想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，他说用不着，急救的时候还会再验。

他常对我们说：“你是我今天见到最健康的人。”

我们的文化里，大概有一点“无病呻吟”，总想在自己身上找出点毛病。二十多年来，他给我灌输的是另一种态度。我活得很开心，大概有他一份功劳。

两块钱一个字母

几年前的 Boxing Day（圣诞节后的“节礼日”），我特意买了一顶普通的帽子，拿去刺绣，每个字母两块加币，绣了一句话：

“OK, Boomer”

翻成中文，大概是“好啦，老古董”。“婴儿潮”（Baby Boomer）指的是二战以后出生的那一代人。年轻人受不了上一代指手画脚，想出这句话来顶嘴：对环境漠不关心，对新科技一窍不通，对少数族裔、对同性恋满肚子成见，还要把这一套当人生经验灌给别人。

我留意过从身边走过的人的表情：老一辈以为我在骂他们，年轻人以为我被人骗了，买错了帽子。

其实这是我送给自己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。

我喜欢向自己和这个年龄段的人“开火”。

老家伙们醒醒吧。 —— 2022 年 9 月 7 日

游牧民

我喜欢房车生活，四处流浪，怀疑自己前世是“吉普赛人”。儿子马上纠正我，说这个词有歧视的意思，应该叫“罗姆人”。

算起来，我兼职过房车生活已经二十多年了。¹

退休以后不用拖家带口，我现在开的是一辆 B 型房车，看上去很像装修师傅的工具车。现在流行“干露营”（dry camping），不接水、不接电、不接排污，走到哪里停到哪里，不用订位，也不用取消，自然也没有费用。

有人问我，哪里可以停？我说，没有说不让停的地方，都可以停。法律不也是这样吗？没有规定不能做的，都可以做。

有一次在一个旅游区的沃尔玛停车场，我数了一下，停了六十五辆房车。

疫情期间，有一位香港移民看到我的房车，隔着口罩也能滔滔不绝，讲出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优点缺点。我问：“你也买了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太太不同意。”

我当时感慨万分：我真幸运，太太正好也喜欢。

接下来又开始怀疑：她是不是因为我喜欢才喜欢的？现在每次出门，她开车的时间越来越多了。

太太辛苦了。

Coco 和 Koa

我们以前养过一只狗，叫 Coco。它走了以后，我跟太太约法三章：五年之内不养狗，因为失去它太痛苦了。

结果只隔了一年。

疫情刚开始，儿子给自己买了一把好吉他，是用一种叫 Koa 的夏威夷硬木做的。居家的日子太长，太太说：“那我有什么陪伴？”

那好，我们就领养一只狗吧，名字也叫 Koa，中文叫“酷娃”。它是 2020 年 3 月 17 日出生的，那时候加拿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约一个星期，要等两个月才能领回家。

它现在人见人爱。我在亚马逊买了一套丝巾，十二种颜色，每个星期换一条。

谢谢酷娃，陪我们过了疫情的每一天。

No Brainer

2021 年 3 月，因为年龄组别的优先权，我打第一针新冠疫苗的时间，比安大略省省长和加拿大总理都早。

预约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半，我五点多钟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那时候打的是阿斯利康，欧洲几千万人打过，有十几个出现血栓的案例。可算下来，出意外的概率比在美国坐一趟国内航班还低，而多伦多那时候已经死了好几千人。

我在床上做了几个钟头的“调查研究”，算“打”和“不打”的风险，结论是：No Brainer。

这句英文听起来像“没有大脑”，意思其实是“不用想也知道”。

疫情那几年，我还回到皇后大学的法学院，学过一段时间国际法。老了以后，一是学不进，二是学了很快就忘。

疫情期间我们开车到了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，那里有加拿大最大的购物中心。太太进去购物，我在外面遛狗、听书。

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保安，年长的那位问我：“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我说太太在里面购物，我在这里消磨时间。

他又问：“你跟太太什么时候、在哪里会面？”

这就过头了。我问那个年轻的：你为什么问我这种问题？他说，你拍照的角度很特别。我说，我这个人本来就很特别。

其实我根本没站在购物中心的地界上，我站的地方是招牌底下、界外的公共土地。我借这个机会，给两位保安上了一堂法治课。

太太回来问我出了什么事，然后说了一句：如果你是一个白人老头，他们也会这样问你吗？

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多年，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带攻击性的问题。

罗宋汤

2022 年 2 月 24 日，开战那一天，我正开着房车，沿着大西洋慢慢地从美国迈阿密往多伦多开。乌克兰人在经受战争，我却一路风景如画。

经过一个明显是俄裔美国人住的小镇，餐厅菜单上的“罗宋汤”被划掉，改成了“蔬菜牛肉汤”。人们闭口不谈战争，可你能感觉到那个气氛。

“罗宋”就是 Russian，是早年上海的洋泾浜英语，后来全中国都这样叫。

开到加拿大边境，我想买两瓶免税酒。免税店的店员正忙着把一瓶瓶伏特加从货架上撤下来。

几千公里赶回多伦多，我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无人机送去“参军”。结果我那架是 DJI 牌子的，人家非牟利组织不要。

接下来能做的，就是去红十字会帮乌克兰难民，还有，不喝罗宋汤，也不喝伏特加。

都怪这张照片

2022 年 10 月，我和太太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看日出，抓拍到屋顶上一对夫妇在喝酒庆祝结婚周年。我用手机把照片“空投”给了他们，又发到推特上，居然有一万多个推友看过。

我觉得太奇特了：我可以马上跟那么多人分享我看到的、我想到的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再也不在推特上“潜水”了。这也正好吻合我的个人计划：从半退休，到全退休。

在推特上活跃了一年，我写了一万多条推文。

我为什么老抓住“英语”和“弱者”两个话题不放？因为我总觉得，解决了这两大难题，华人移民的生活会好很多。

从小我就偏科，最喜欢数学，崇拜过华罗庚，又崇拜陈景润。我现在在推特上做的事，有点像在证明“1+1=2”：我想证明人生而平等。

有推友笑我“对牛弹琴”，说我在“洗煤炭”。我还是会坚持。

疫情开始大约三个月的时候，儿子说要去多伦多市中心参加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（Black Lives Matter）的游行，问我能不能开车送他一程。我说可以，条件是：替我把口罩发给那些示威的年轻人。

2023 年 5 月，我去巴黎看在那里的儿子。他说：我很快就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跑这一趟？你把一年的碳排放额度都用光了！

我说，我会很努力，平时骑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滑板，省下来的排放量，用来看你。

议价出租车

先倒回去讲一件事。

五六年前，大概是快过中国新年的时候，我在上海陪父亲去和平饭店听老年爵士乐队。听完出来，早过了午夜。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要正常价钱的两三倍。

结果我们父子俩，半夜三更，在高速公路的入口被赶下了车。

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我趁机又想“把坏事变好事”，跟父亲说：

这下子你明白我为什么要移民了。 —— 2023 年 9 月 8 日

我记得还加了一句：哪天加拿大也成了这样的地方，我还会接着移民。

都是爹妈把我生成这样的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

绕道欧洲

2023 年 3 月 22 日，父亲差一点就“走了”。

那时候飞中国的航班很少，我们只能绕道欧洲，多折腾了好几个钟头。

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脱离了危险。可他住的那间 ICU 病房里，他是唯一一个能讲话的人。旁边的床位，每个人身上都插满了管子，都在生死边缘挣扎。

有一天，一位在那里上了三年班的护士告诉我：发生了一件从来没发生过的事，夜里病房里传出了歌声，还是用外文唱的。

从那天起我就知道，父亲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。后来，他进了康复院，又进了老人院。

6145 英里

那年九月，我又要回上海。路过旧金山，市中心有一根路牌，上面钉着姐妹城市的方向和距离。

离我要去的城市：上海，6145 英里。

江南

那一趟先到香港，再到上海。上海的早饭，咸豆浆、油条、糍饭团、荠菜云吞，味道老灵额（上海话：味道好极了）。我还给父亲带去了几款不同牌子、型号的助听器，现在流行不用处方的现成货，价廉物美。

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，这一趟的心情跟前几个月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才想到去江南走走。

坐火车到杭州，在西湖边买了一碗藕粉。以前上海人喜欢去苏州、杭州度假，去苏州买豆腐干，去杭州买藕粉。我想试试，还能不能找到当年的感觉。

在西湖边看报纸、喝咖啡，一位保洁工过来，客客气气地请我让一让，她要扫我脚底下的烟头。听说烟头要是被领导拍到，要开会点名批评。我们就聊起了家常：她属羊，六十九岁，从云南来杭州十五年了，每天工作十二个钟头。

回到上海，亲戚们给我讲了一个笑话。上海话里“线”和“死”同音，每次聚会散场，大家互相问：“侬几号死？”问的是坐地铁几号线。

我说，你们到时候都来加拿大吧，我们那里有安乐死，“保证侬老适意嗰！”(笑)

钢琴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带父亲到老人院的大厅，听另一位住户弹钢琴。

在老人院里，我跟父亲还听过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退休的教授弹琴。他弹的时候，面前摆着一张密密麻麻的纸，我以为是琴谱，后来才知道，上面是几百首曲子的名字，只是提醒他别忘了弹哪一首。

我拉琴也是记不住谱。原来大家都一样。

告别

离开上海的前一天，我跟父亲说再见。他坚持要送我到老人院门口，还站起来，给了我一个十分有力的拥抱。

每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：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两边，这是移民要付出的代价。

好在他对我住的地方很了解，我对他住的地方也很了解。父亲走过的美国、加拿大的地方，比很多住在那里的人还多。他从来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

我们父子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原则：他尊重我的选择，我也尊重他的选择，从来都是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

有一次他突然说要去菲律宾，看他的一位笔友。他的笔友遍布世界，听说这一位待他像儿子一样。我担心他的安全，他说：“我无財无色，你担什么心？”

到了那里，他打电话给我：“人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陪我，比你对我好。”

父亲再也不来加拿大了，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拒保。他终于承认自己老了，毕竟九十多岁了。

现在他不能去看我，只能我来看他。

父亲再见，你多保重。 —— 2023 年 9 月 22 日

我也算是个“孝子”。不过不是孝顺老子，是孝顺儿子。作为第一代移民，把孩子抚养成人、教育成材，从家族的角度讲，也是一种贡献。这话我当着父亲的面也讲过。

移民这样的决定，有得有失。要紧的是把得到的放到最大，把失去的减到最小。

惊喜

2024 年 3 月，我又出门了，这一趟路过日本。半夜三更去吃拉面，一进面馆，店员就喊一句日本话。当年在东京，我是用上海话记住这句话的：“伊拉惬意，姆妈死了。”（他们舒服了，妈妈却死了。）其实意思是“欢迎光临”。

我飞了大半个地球，想给父亲一个惊喜。也许这样以后，他每天都会有点盼头。

到了才发现，他每天这个时候都出去“野”，在屋里待不住。我只好在他房间里等。

房间干净整洁，还是边角的位置，一面窗户能看到水。

父亲的人工智能音箱换了一个，从以前的“小雅”换成了“天猫精灵”。他让它给我放了一首英文歌，“Take me to your heart”，又换成张学友的《吻别》。

他记性很好，也很时髦，还关心时事。他告诉我，六十三岁的张学友本来要来上海开演唱会，可惜因病取消了。

学英语记·丁：没有一颗牙

这一次，我用手机上的发音软件 ELSA Pro，考了考父亲的英语。

他的假牙早就不配了，嘴里没有一颗牙齿。

可是语音语调，仍然没问题。真是以前的底子好。

他是上海教会学校毕业的，后来做过英语、俄语的翻译，还做过联合国指定的翻译。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开始教语言了。大半个世纪下来，桃李满天下，到哪个城市都有学生。

小时候他不肯教我发音，说自己有上海口音，替我另找了一位老师，叫我每次上课带一面小镜子。

差不多五十年后，轮到我拿着手机，考他。

拐杖和腰带

这次去，我从亚马逊上给父亲带了两样东西。

一样是拐杖，左右两边都有把手，坐着的时候可以用两只手撑着站起来；站起来以后，另一边的把手会自动收起。另一样是一条护理腰带，像跳伞运动员的安全带，上面六个方向各有一个布把手，方便护理人员抓。

两样东西，都是为了一件事：别让他摔跤。

join the majority

人生不同的阶段，有不同的目标。年轻的时候想进好学校，毕业了找好工作，然后是好伴侣、好房子，升职加薪，孩子的教育，小房换大房……

我现在的目标，是父亲的健康。

去年那一次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差一点就“join the majority”了。英语里讲死亡的说法很多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。有时候他也说“去见马克思”。

翻成中文，就是“加入大多数”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死了的人永远是大多数，活着的人是极少数。

没想到一年下来，他恢复得那么好。康复院要求他能自己走十米，就可以把护理级别调高一级。结果他至少走了三十米。

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录了一段视频。

离开上海的时候，录了这段视频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是我这个阶段的目标：父亲健康长寿。 —— 2024 年 3 月 31 日

我的饭堂

2024 年 4 月初，我从上海回到多伦多。

起来得太早了。到“我的饭堂”一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所谓饭堂，就是家附近的一家超市。我每次到那里买新鲜的牛奶和面包，顺便取亚马逊的包裹。

几十年前在香港，我一口气买了七条生命面包，每一条上用英文写好星期几，藏在外公家里，一天只许吃一条。现在面包随便买，倒是吃不了多少了。

那几天推上大家在讲 4 月 8 日的日全食，从墨西哥经过美国，一直到加拿大。我把美国航天局的地图转了出来，问推友们：它经过你住的地方吗？

练习曲

那把德国小提琴还在。

它是我从大陆带到香港，又漂洋过海带到加拿大的唯一一样东西。父亲当年说，实在混不下去，就把琴卖了，买张机票回来。

我没卖它，也没回去。

后来这些年，我在家里用一个叫 SmartMusic 的软件练过很多年琴。它会给你配上钢琴伴奏，一般的练习也像是上台演奏。我还在网上跟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帕尔曼（Perlman）上过大师课。

2023 年 9 月回国那一趟，住在酒店里，隔壁居然传来一段小提琴练习曲。

那是我当年拉得滚瓜烂熟的。学琴那几年，汗水几乎滴到地板上。阳台上打拍子，楼下的邻居大喊大叫；每星期两次，坐五站，走几站，再坐五站，去电影乐团那位首席家里上课。

时差

人老了，就是这样。

小时候背的四十八个国际音标，到今天儿子纠正我的发音，我还要先在脑子里想一想，是哪一个；当年记得清清楚楚的年份，现在讲出来，常常要推友们帮我更正。

上海到多伦多，大半个地球。飞过去倒一次时差，飞回来再倒一次。

一次比一次慢。

我真是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