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块钱和一把琴

一张纸条，二十块钱

记得那天，我在罗湖桥的中线上停了一下。

桥很破，我提着大包小包，左手还捏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外祖父的名字、电话和地址。纸条底下压着二十块钱港币。那是我全部的现金。

这二十块钱来得不容易。那时候去香港探亲的人，只准用人民币换二十港元。为了这张钞票，我跑了好几天，跑了好几个单位，盖了好几个红印章。汇率我到今天还记得：0.26 人民币换 1 港币。

它在我手里待了不到一个钟头。

从红磡火车站坐的士过海，司机兜了圈子，车费超出我口袋里的钱十几块。我把那张二十块交到他手上，他抓住我的衣领，喊着要报警，说我坐“霸王车”，是偷渡客。外祖父在不能停车的双黄线上等我，两个人用广东话吵了一架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

就这样，那二十块钱没了。

一把琴

另一样东西，是一把德国小提琴。

琴的指板和弦轴上镶着贝壳花，没人拉它的时候，摆在那里也像一件艺术品。它花掉了父母半辈子的积蓄，当时在上海值一千元人民币。

父母让我带上它，是做了最坏的打算：儿子在香港人生地不熟，万一连饭都吃不上，可以去酒吧当个“洋琴鬼”，或者在街边拉琴，过路人总会往琴盒里扔几个零钱。父亲还交代过一句：实在混不下去，就把琴卖了，买张机票回来。

一路上的火车、过关、排队，我都把它搂在怀里。

这把琴我没有卖。它从大陆跟到香港，又跟着我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。这么多年，它是唯一一样一路陪着我的东西。

为什么从这两样东西讲起

二〇二三年夏天，我在推特上写了一个系列，叫“二十块钱到香港”，一共十篇，按我自己的规矩不过“十”。写到最后一篇，我加了一句：

我不是一个恋物狂，但希望留下当年那“二十块钱”，想象一下平生第一次在香港见到的外祖父，为我付了那出租车的费用，我今天就有一张这样的纪念物(见图)。

—— 2023 年 7 月 16 日

钱是留不住的，琴倒是留下来了。后来我想，我这一辈子大概也就是这两样东西：一样是口袋里随时会花光的，一样是怀里舍不得放下的。前一样教我怎么活下去，后一样提醒我为什么要活得像个人。

这本书从上海的一栋老洋房讲起，那是我祖父的家，也是我长大的地方。然后是四川一所大学的院子、罗湖桥、香港中环的写字楼、北京的宾馆、多伦多的地下室，最后是一辆房车。

几个人

书里会反复出现几个人。

一个是祖父。他是孤儿，白手起家，一九四九年手里攥着一张去新加坡的船票，没走成。他富贵的时候我没赶上，他扫大街的时候我在身边。

一个是父亲。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在教人外语。九十多岁那年，他躺在上海的重症病房里，护士说，夜里病房传出了外文歌声。

一个是太太。她来加拿大的时候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数不全。

还有儿子们。他们小时候我教他们，比例是“九比一”；现在倒过来了。

我不打算替谁下结论。那几十年里，很多事情是被时代推着走的，我只讲我看见的、我做过的。哪里记错了，就像我在推特上常做的那样，在后面写一行“更正”。

晚年的一个早晨

如今我住在大多伦多。早上起来，一杯牛奶，一台平板电脑。平板电脑可以看报，可以导航，也可以当小提琴的琴谱。

琴还在。二十块钱早就不在了。

故事得从那栋红瓦的老房子讲起。

一栋房子

先说那栋房子。

它在上海，红瓦，尖顶，砖木结构，窗格子很密。家里人叫它“某某别墅”，具体叫什么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那一片今天是市区，当年算郊区，一栋房子原本只住一家人。

祖母说，家里早先住在朱迩典路，也就是今天的湖南路，那栋房子的楼梯拐角宽得可以摆一桌酒席。后来家境不如从前，才搬到大西路，也就是今天的延安路。我出生前的事，我只能听她讲。我记事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栋红瓦房子。

上海几乎所有的别墅，后来都有一个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故事。我们家的故事，是从人民公社运动开始的。

十家陌生人

那时候办人民公社，需要很多房子来办学校。他们对祖父是“好说好劝”。我一直在猜，他们是怎么让他心甘情愿签字，“捐赠”出部分房产的。道理大概是这样：“剥削”本来就是犯罪，应该坐牢；现在不用你坐牢，只要你把“非法所得”分一点给社会。

分出去的结果，是第二天有十家陌生人搬进来住。

我们家退到二楼。原来的客厅、饭厅都没了，连阳台也当房间住了人。车房改成两层，上面住一家，下面住一家。锅炉房也住进了一家。

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一样“奢侈”：楼下有一个独立的厨房。别人家要五六家合用一个。

楼梯、走廊、厨房和厕所都很暗，电灯却装了很多盏，每盏灯一根拉绳，绳子一根挨着一根。我小时候最怕的，就是拉错了绳子，开了别人家的灯。

那些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，也一个比一个穷。有时候斤斤计较，那是实在没有办法。

那时候也有上海邻居悄悄跟我说：我们都是“占”了你们家的房子，迟早会还给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家就有很多钱了。

后来上海“落实政策”，房子确实还给了房主，但一分钱租金也没有。这么多年的修缮费由房管处算到房主头上，一算下来，房主倒过来还“欠钱”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上海又开始造别墅卖，祖母老是说：人哪有那么傻，当年买别墅花了那么多金条，后来吃了那么多苦头，怎么就不长一点记性？

弄堂里的规矩

那时候的弄堂有它自己的规矩。

夏天傍晚，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都坐到外面乘凉。

弄堂里住过一位绍兴戏的名角。邻居们传说，她吃鸭脚不吃皮。我们小孩子不懂戏，只记住了鸭脚。

上海人的生活里夹着很多英文，自己却不觉得。桌上有“白脱油”(butter)、“番茄沙司”(sauce)，照相的胶卷叫“伊斯曼”，就是柯达(Eastman Kodak)。说好听叫“海派”，说难听叫“洋泾浜”。

一个不姓黄的人

再说房子的主人，我的祖父。

我们家最大的秘密，我一直到二〇二三年才在推特上讲出来：我根本不姓黄。

我的祖父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后来被一位单身女士黄氏领养，他们母子移居上海相依为命。

—— 2023 年 8 月 20 日

祖父来上海之前，在一家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。他被黄氏领养，带到上海，手上没有钱，也没有任何人际关系。

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美国人开的贸易公司。为了和上司说话，也为了供养领养他的母亲，他开始“鹦鹉学舌”地学英语，后来讲得一口流利的“洋泾浜”。

他有一样特长：一手毛笔字，写得像书店里卖的字帖。我猜是在和尚庙里练出来的。

赚到一点钱以后，他开了一个仓库，存放日用的小商品，也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。美国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，常常运来一些没有买家的东西。仓库租金按时间递增，美国商人付不起，就把货扔下来抵租：一次是一整仓的棉花，一次是一整仓的煤炭。

家里人告诉我，仓库里有什么，家里就有什么。祖父做起了“无本买卖”，就这样发了“横财”。

他长得一表人才，常穿一身白西装，配一双黑白双色的皮鞋。上海人管这样的人叫“老迪克”。不认识他的人，以为他是哪家的“小开”，其实他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。

他喜欢京戏，能唱，也能拉京胡。逢年过节，他在家里办“堂会”，请京剧名角和票友来家里，自己作为东道主还要又拉又唱一番。

两张没用上的票

祖父后来常常闷闷不乐，原因我是一点一点才知道的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上海城外已经有了炮声，他早就买好了去新加坡的船票。领养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，发誓要当场撞墙，死在他面前。

一个孤儿，被人从孤儿院领回家养大，靠努力或者运气发了一点小财，怎么能抛下她。再加上当时的宣传说，“剥削”也有功劳，他就决定留下来，继续尽他的孝心。

后来那几年很乱，他想买一把手枪回家，保护一家老小。买枪要先加入一个团体，他就填了一张表。祖母反对，那把枪在家里只放了一个晚上。

那张表却留了下来。祖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一个“反动组织”，面临发配新疆。

送行那天，全家老少都到了火车站。孩子们在月台上跪成一片，哭成一片。祖父不断地向家人挥手，像是去“英勇就义”。

这时候来了一位认识他的里弄干部，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来的？”祖父说：“我是不法资本家。”大概是祖父平时待人好，这位干部很坚决地说：“你不够格，你不能去！”

火车已经开动了。他的行李被一件一件扔到月台上，祖父也只好跳下了车。

一个去新加坡，一个去新疆，两个地方都以“新”字打头，任何一个去成了，结局都会天差地别。祖父两个都没去成。用我后来的话说，他这才有机会死在上海。

祖母的半个小脚

祖母是“半个小脚”。

她小时候，母亲每天给她缠裹脚布。她疼得睡不着，就半夜全部拆掉；第二天挨骂，再缠上；晚上再拆。天天如此，最后成了“半个小脚”。

她没上过一天学，却会讲英语口语。她说早年住在虹口，隔壁都是逃难来的俄国人和犹太人，听着听着就会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位半小脚的中国老太太遇到外国人，还能讲上几句，中间常常夹着上海话或者湖北话。英文“Rickshaw”(黄包车)这个词，就是她教我的。

我问过她，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，你为什么从来不戴？她说，要是有那个习惯，当年早被金银财宝压死了。

她教过我两句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一句是：讲话最好听的，可能是最坏的人。另一句是：不要看一个人对你怎么样，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。

“资本家”这三个字

祖父家里有一套 Bing Crosby 的唱片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在多伦多过圣诞，还在听这个人唱的歌。算起来，这些调子在我们家听了三代人。到了儿子们这一代，他们嫌调子太老、节奏太慢，不听了。

我写这些，不是要替谁翻案。

最早的时候，“资本家”在上海是个好词，至少是个受人欢迎的词。上一辈人填表，有时候在“家庭成分”一栏写“干部”，因为资本家属于管理阶层。后来就不一样了，“资本家”前面还要加两个字：“不法”。祖父自己说，这是对的，因为“剥削”不合法，自然就是“不法资本家”。

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是：周扒皮半夜学鸡叫，天不亮就赶人下地；刘文彩在收租院里，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。所以无论上一辈给了我们多少爱，我们都带着一种怀疑，甚至“敌视”的眼光看他们。我小时候一直有个疑问：一个孤儿，在“十里洋场”靠什么赚得盆满钵满？里面一定有些“见不得人”的事。

后来家里人七拼八凑，替我拼出了祖父的“发家史”：和尚庙、美国公司、仓库、一仓棉花、一仓煤炭。我觉得“剥削”的成分几乎没有，就算有，他剥削的也更多是美国人，不是中国人。

再后来，整个中国人人都争着当“资本家”，人人都想方设法“剥削”。牟利成了“增加产值”，剥削成了“创造就业”。昨天的十恶不赦，今天成了令人仰慕。

我在推特上为祖父写了一个系列，题目就叫“资本家算‘干部’吗？”。这个问题从我小时候纠结到现在，还是没有答案。

我出场的那一年

我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出生的，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，按说是要把姓传下去的。

可是我出生的那一年，祖父被“公私合营”开除了。他自己创办的生意，被公私合营以后，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，就把拿高薪的他赶走了。

这两件事碰在同一年，我就成了扫帚星，上海人叫“触霉头”。

那个年代人人要填很多表格，每张表上都有“家庭成分”一栏。每到填表，家里就要争一番：叔叔们认为祖父既投资又管理，应该算“干部”。可那一栏实际上应该填“资本家”，当时听起来就像今天说的“艾滋病”“强奸犯”。表格上的空位往往只够写两个字。

一个人干的“缺德事”，下面几代人都要跟着受磨难。当年的荣华富贵我没份，遭人嫌弃的时候倒是轮到我了。

爷孙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本来是件好事。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每天就这样僵持着。

这栋房子，后来我又住了很多年。

病房里的俄国产妇

关于我出生的事，我知道的都是母亲讲的。

她说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同一个病房里还有一位产妇，是俄国人。她常常给我讲那位俄国妇女和她刚生下的婴儿的故事。

我的父母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，俄语也是我的第一门外语，虽然现在几乎全忘了。连我的名字都是从俄语来的：Viktor，Виктор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走在成都的马路上，看到一家档案馆在做一门生意：卖旧报纸。你选中了哪一天，他们还给你装进很高级的相框。我报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，老板问要哪家报纸，我说“上海文汇报”。他居然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里，把那一天找了出来。

我说我是游客，只要报纸，不要相框。

打开一看，满版是千篇一律的反美口号。

一块豆饼

我记事以前，家在成都。父母都是教书匠，在大学里教外语。

那几年正赶上“自然灾害”，全中国人粮票都不够，吃不饱饭。母亲带着我从成都坐火车去上海，三天三夜。她此行有两个目的：一是看望祖父母，二是考察一下上海的“灾情”。

火车上吃饭只要钱，不要粮票，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好事。每到饭点，每人可以买一个豆饼。列车员看我太小，不肯卖给我。母亲去找列车长理论：

“孩子小也是人，有一张嘴要吃饭。”

就这样，她替我争到了一个定额。

到了上海，见到父亲的弟弟妹妹们，母亲把路上省下来的豆饼拿出来招待他们。他们争先恐后，吃得很香。母亲心里凉了一大半：难道上海还不如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？

住了几个星期，她发现上海还是比内地好，粮食供应有限，但还算稳定。

她决定把我留在上海。

一张单人照

离开之前，母亲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。

母亲是非常爱漂亮的人。那时候她骨瘦如柴，因为总是为我省吃俭用。她觉得自己太难看，不肯入镜。照相馆的师傅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大人带着孩子来，只拍孩子一个人。

几十年后，我把这张照片发到推特上。有人说我是在国外出生的，有人说我是“富家子弟”。他们不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
你看照片里那个胖乎乎的样子，哪里像吃不饱肚子的？小小年纪，吃得比大人还多。

你看我那胖乎乎的样子，哪有什么吃不饱肚子， 小小的年龄吃的比成人还多， 年纪太小了真是不懂事啊。

现在想起来非常难受！

—— 2023 年 10 月 27 日

两个家

从那以后，我一直有两个家。

一边是上海的祖父祖母家：一栋没落资本家的大洋房，里面住着十几家不交一分钱租金的房客。另一边是内地的父母家：没有任何固定资产的教书匠，我记得全家的家当是两辆自行车，还有伙食团的饭菜票。

“師範”两个字

上海的小学有入学考试。有一道题是两张图，一张月亮，一张太阳。听说有孩子把太阳说成了可以吃的“大饼”。

祖父很注重我的学习。家长要填的表格，他让我自己填。我不仅会写父母的名字，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，包括中间两个难写的字：“師範”。

小学的前几年，我的成绩很好，得过不少荣誉。我慢慢意识到，爷爷是个好人。他给我打的文化底子，今天看来是“钢筋混凝土的”。

那时候家里已经很落魄，常常要变卖一些东西过日子。婆婆仍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。

祖父过日子很仔细。每天送来的牛奶瓶，纸盖子他一定要留下来，用来生蜂窝煤炉。去饭店吃饭，剩下的菜要打包，连酱油醋也要一起打包。经理不让，他还要理论：

“我们在这里吃也会要酱油醋的。”

门口的小皮匠

起初我和祖父互不喜欢，后来是怎么变的，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日子。只记得一些小事。

家门口有一个修鞋的小皮匠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却生了很多孩子，家里穷得很。祖父常叫我把家里的一些小东西拿去给他。

那时候上海人没什么娱乐，喜欢斗蟋蟀，上海话叫“螊绩”。弄堂里的孩子都玩，我也想玩。祖父告诉我，这个游戏太残酷了。

他自己的日子已经很紧，卖不出价钱的旧衣服、旧被褥，他拿去送给从安徽逃荒来上海的灾民。

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，那时候不敢问出口：这样一个人，以前怎么会去“剥削”别人呢？

父亲的菜牌

我小时候，父亲在上海外语学院进修过。

学院饭堂的菜牌都是用英语写的。在一个讲中文的世界里，那里硬是造出了一小块讲英文的地方。很多年以后我问父亲，学外语有没有窍门，他说只有一条：创造学习环境。那块菜牌，大概就是我见过的第一个“学习环境”。

父亲教我唱的第一首英文歌，叫“Old Black Joe”。今天的人说这首歌把奴隶制美化了，已经没人唱了。可它确实是我会唱的第一首英文歌。几十年后，我开车跨过密西西比州的州界，路牌上写着“美国音乐的诞生地”，我想起的还是这首歌。

栗子和冰棍

小时候在上海，我最喜欢的零食是糖炒栗子。

卖栗子的小贩像海盗一样，总有一只眼睛盖着黑色眼罩。我买栗子从来不讲价，觉得人家是为了给我们做好吃的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在多伦多用空气炸锅烤栗子：开两个小口，华氏三百八十度，十五分钟。烤着烤着想起那个小贩，忽然明白过来，那只“瞎眼”可能是装的。

夏天，我每天都要做一个“重大决定”：是买一根八分钱的奶油冰棍，还是买两根四分钱最普通的冰棍，上午一根，下午一根。牌子没得选，都是光明牌。

暑假作业是一本彩色的书，里面有语文、数学和常识。每天只准做一页，绝对不能翻到下一页去偷看。同学们一起做，互相监督。

阳台上的琴声

我住在二楼的阳台上。

我开始学小提琴，具体是哪一年，已经说不准了。我的老师是上海电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，一半广东血统，一半德国血统。那个年代教琴不收钱，纯粹是为了艺术。

每周两次，我坐公共汽车去老师家里上课。上海的公共汽车，一到五站五分钱，五到十站一毛钱。为了省钱，我总是坐五站，走几站，再坐五站。

有一次我在车上睡着了，一直坐到终点站。检票员走过来，对我说：

“同志，苏州到了。”

我吓出一身冷汗。后来才明白，这是个玩笑。那个年代，很少有人开这样的玩笑。

这个故事告诉人们，人在最穷最困难的时候，仍然保持了他们的幽默，难得啊！

—— 2024 年 3 月 21 日

老师非常严格。打基本功的阶段，绝对不许我尝试跳弓和揉弦。我后来才懂，原来教育是要循序渐进的。

几十年后在多伦多，我看到身边一些华人家长逼孩子“抢跑”：小学没上就学完了中学的数学，琴还没拉顺就忙着考级。我总想起那本一天只准做一页的暑假作业，和那位不许我揉弦的老师。孩子去学校的动力是好奇心，你让他提前都学完了，老师在上面讲，他觉得早知道了，从此就不听课了。

老师家在上海有一栋很大的洋房。后来要出售，有人出价两万八千元，他们兄妹三个都不同意，坚持要三万，理由是不好分。三万一分，三家人刚好都成了“万元户”。

回到家里，我在阳台上练琴。每次一边拉，一边用脚打拍子，楼下阳台的“工人阶级”邻居就大喊大叫。

我那时候不懂，为什么一个孩子拉琴，会让楼下的人那么生气。现在我想，他们一家挤在原来属于别人的房子里，头顶上还有人一边拉琴一边打拍子，换了我也会喊。

我那时候想不到，拉琴这门手艺，后来会在好几个关口派上用场。

那个夏天

一九六六年的夏天，感觉是风云突变。

上海满街都是穿军装的红卫兵，军装上没有领章，也没有帽徽。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，那天都觉得不妙，必有大事。

红卫兵一边喊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，一边要大家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拿出来。街上的人都在忙着砸菩萨，砸钢琴。

我家把所有的菩萨和观音都搬了出去。就连印着“万寿无疆”、红绿黄三色的饭碗菜碟，也没能幸免，搬到马路中间敲碎。那个刺耳的声音，我到今天还记得。

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慌，搞不清楚身上哪样东西算“四旧”。红卫兵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。

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截停，眼镜被摘下来踩碎。很多人哀求，把“无罪的”镜片留下来。于是街上有高度近视的人，举着两片玻璃走回家。

裤腿也有尺寸：男的不能小于六寸，女的不能小于四寸。不合标准的，当场剪开。街上男男女女都穿着开了叉的裤子。

上海人的精明超出想象。很多人在单位上班时，就用电话互相转告，提前把裤腿顺着缝线自己拆开。

满街砸碎的菩萨、烧着的钢琴和唱片，像一出“世界大战”。

祖父的表情很沉重。我觉得在他眼睛里，看到了“世界的末日”。我没想到，最后那是“他的末日”。

弄堂中间的垃圾桶

上海文革的另一个特色，是“抄家”。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：一批人到你家里翻箱倒柜，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拿走。

我们小区的垃圾桶在正中间。那段时间，常常能看到里面扔着首饰盒和麻将盒。有人把金银财宝转移出去，也有人干脆扔进了垃圾桶、河沟里。

邻居家有一位保姆，红卫兵发现她替东家藏了财物，就叫她站在凳子上打。打她的竹竿都裂开了。

抄家的人抄到最后，都抄出了经验：金银财宝多半藏在地板下面。

最后一个找上门

我们家的抄家排在最后。

因为祖父“公私合营”后不久就被开除了，人家根本想不起还有这么一位“资本家”。那天红卫兵拿着高帽子，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家。见到祖父，还要再确认一下：批斗的是不是这个人。

祖母叫着我的乳名：“某某，过来，把头低下。”

我心里不服气：我可从来没有剥削过谁。也有邻居站出来替我说话：“他父亲是共产党。”这是真的，我还没出生，父亲就入了党。

我们家被抄了整整三天。

红卫兵来的时候都很客气，大概是不熟悉这位早就被解雇的“老板”，或许也听说祖父以前对员工很好。

可是他们很利索地找到了祖父藏的金银：一处在晾衣服的竹竿里，一处在晚上封炉子用的煤灰里。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藏法。

祖母也很快交出了她藏的首饰。红卫兵用的是一种很有效的逼供法，对她说：

“老头子都交代了，难道你为他坐牢，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。”

那几天，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那却是我一生中最热闹的几天：没有人管我，我可以到处乱跑。

毛线团

抄家之前，家里把值钱的东西分给每个人去藏。我也领到一个任务：藏一颗钻石。

那时候上海人家里都有很多织毛衣剩下的彩色毛线团。我把那颗钻石绕进了一个毛线团里，放回抽屉。

红卫兵每次把装毛线的抽屉翻过来，倒一地。我就走过去，把毛线团一个一个捡起来，放好。

他们没有怀疑一个孩子。

抄家前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，藏一颗火油钻石。我把它绕在剩余的毛线团里，每当红卫兵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，我就去把毛线捡起来放好。

—— 2023 年 10 月 15 日

最后那天晚上，他们围着一张大圆桌，用一把“金钱秤”称金银首饰，一样一样地清点，列成清单，写明数量和重量，像是要上缴国库。

那颗钻石，成了我们家唯一保住的财物。

文革以后，家里托乡下的朋友把它卖了。乡下朋友出身好，由他们出面去旧货店比较安全。价钱很低，卖来的钱，大概还不如今天吃一顿快餐。可是全家人又“发了一次财”，靠这笔钱出去旅游了好几次，吃好的，玩好的。

抄家也分人家。我一个小姑妈家，算是“自我搜索”，来的红卫兵彬彬有礼，大概因为她家的出身好。我们家，是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。

上海早期的抄家，是学生红卫兵来抄。听说还有一批北京的高干子弟，叫“联合行动”，简称“联动”，跑到上海来，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；用皮带的铁扣打人，听说也是他们发明的。后来的抄家就“正规”了，由各单位的职工红卫兵来抄。

再后来，听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，上海的抄家物资还不够建一个飞机场。我当时想不明白：抢了人家的东西，还嫌少？

后来抄家物资退还了一部分，但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。那个价格，是一个笑话。

拖板车

文革开始以后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回四川父母家吗？他们是知识分子，是“臭老九”，还不如待在上海。

粮店和煤店开始不给“黑五类”家庭送货了。我那时候很小，居然学会了用一块木板和四个轴承，做了一辆拖板车，用来运米运煤。

后来连买蜂窝煤的资格也没有了，上海人叫“煤饼”。只能买煤炭回来，自己砸成碎渣，再用黄泥浆捏成煤球。

我不到十岁，手小，没力气，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。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，我的手又红又肿，长满了冻疮。

那时候我认为，受苦是应该的。当年爷爷就是这样“剥削别人”的。

小小年纪的我，最受不了的不是冻疮。

但小小年龄的我最受不了的是，除了附近的邻居以外，当我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，那些陌生人对你冷眼和羞辱的语言。

—— 2023 年 10 月 14 日

扫大街的“老克勒”

这时候，祖父也开始“有活儿干”了。

他每天扫大街。扫街的时候，他刻意把自己打扮成“老克勒”，上海话也叫“老迪克”：一身浅色的西装，一双镶着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，一边扫，一边还哼着小曲儿。

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扫的那条街。

下午还有一份活儿：写革命标语。里弄里不用红卫兵写，偏偏要这个资本家来写，大概因为他那一手毛笔字。我负责在他写之前，把纸折好、裁好。

他还要和里弄里的“反革命分子”一起扫地。上海永安、先施百货公司的老板，高帽子是从高楼上吊下来，放到头上、肩膀上的。祖父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熬。

两件让我睡不着的事

那时候全国流行一句话：“爹亲娘亲，没有毛主席亲。”我一直不能肯定。让我不断去想的，是下面两件事。

我们家有个邻居，也是资产阶级。有一次去郊游，我看见她带着一本大开本塑料封面的“红宝书”。下过雨，石头是湿的，她把“红宝书”往石头上一放，一屁股坐了上去。

还有一次，祖父指着墙上毛主席的像，对我说：“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。”

因为大人们这些“反动言行”，我小小年纪，常常晚上睡不着觉。

那个年代什么文化生活都没有，一天到晚就是八个样板戏，几岁的小孩嘴里都是那几个词儿。我还记得游泳池里自杀的人的浮尸，也记得去同学家时，看到他上吊的家长。

这些事我很少讲。讲出来，也只能讲到这里。

晚年的我想说一句

二〇二三年秋天，我在推特上一口气写了十篇“资本家算‘干部’吗？”，写的就是这几年。

有人说这些事早就过去了，何必再提。我的想法是，必须把它们写下来，就当是一份警示。祖父那样的人，不是每一个都像课本里写的那样残酷；一场一场的运动，摧毁的是一个一个普通的家。

我不想审判那些砸碗的人、抄家的人、在路上骂我的人。那个年代，人人都被推着走。

我只记住了那颗钻石，和那团毛线。

鸡血

文革那几年，上海流行过一种“鸡血疗法”：把小公鸡的血抽出来，打进人的身体里。

邻居们都开始养鸡。他们的厨房太挤，放不下，鸡笼子就搬进了我们家那个独立的厨房。

我问婆婆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打鸡血？她说，我们没有医务所。

是的，我们全家没有任何医疗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在多伦多有了一位家庭医生，一跟就是二十多年。当初找他，一半是为了看病，一半是为了逼自己学一点医疗英语。我还专门去读了一个给普通人上的医学课程，学会了医生问诊时最想听的那个词：chief complaint，主诉。

写到婆婆那句“我们没有医务所”，我才想到，一个人能不能看病，在那个年代也是要先问“够不够格”的。

三分洋厘只大饼

祖父长期高血压，一直得不到治疗，后来中风，半身瘫痪了。

他饿了，就拍打自己的大腿，喊：“三分洋厘只大饼！”

这是一句老上海话，大概是说一只大饼三分钱。他喊的是饿，也像是在喊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上海。

野猫的眼睛

那个年头，没有人敢和祖父交朋友，谁接近他，谁的政治立场就有问题。

他居然交了几只野猫做朋友。晚上，他把它们带回家里，喂一点我们吃剩的残汤剩饭。

我那时候怕极了那几双眼睛。黑暗里，绿油油的。

现在我已经一把年纪，想起那几只野猫的眼睛，仍然有点怕。

电影厂的乒乓球台

我记忆里，上海后来只剩下两家电影制片厂，一家叫“海燕”，一家叫“天马”。我有一位叔叔在那里工作，我小时候常去厂里打乒乓球。

在厂里见到的那些叔叔阿姨，后来都进了电影厂的“牛棚”，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。再后来，就只剩下八个样板戏，再也没有人拍电影了。谁都怕被“上纲上线”，不是“资产阶级”，就是“反动派”。

二〇二四年三月，我去参观上海电影博物馆。当年见过的那些叔叔阿姨，很多人的名字和照片，都上了“星光大道”的明星榜。叔叔留下过两张和赵丹一起演戏的剧照，那天我把它们发到了推特上。

这些电影人，总算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

大字报

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。

父母那边不断来信，催我尽快离开上海，回到内地。父亲在学校里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吃不消。他的罪名是：

“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。”

这个狗崽子，就是我。

我这样的年纪，不可能一个人上路。火车要经过西安，在那里停一晚。家里等了好几个月，才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。

弄堂口

走的那天，祖父的病没有好转。

他仍然一瘸一拐地，把身子挪到弄堂口来送我。

我们爷孙两个都知道，这是最后一面。

当年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。后来不知不觉，他成了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之一。

那天在弄堂口，我们说了什么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一封电报

回到内地不久的一天，我放学回家吃午饭，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简短的电报。全家人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看着父亲，心里想：你哭，我就哭。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。

父亲没有哭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不是没有哭，他是让眼泪往心里流。那个年代的人，居然有这样的本事。

我学不会。我只能做到不出声。

走廊上的担架

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，我不在上海。下面这些，是家里人后来讲给我听的。

因为成分不好，即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他也得不到一般人能得到的基本医疗。家里人倾家荡产也不肯放弃，最后只能去找赤脚医生。他全身上下画满了圆珠笔的圈圈，有的圈旁边还写着穴位的名字。

祖父人高马大，那时候也没有轮椅，移动他一下都是很难的事。晚上上厕所更难。每天晚上，家里在一个叔叔的手上绑一根绳子，祖父要起夜，就拉绳子叫人。

临死前，总算把他送进了医院。可是他没有资格住病房，只能躺在走廊的担架上。他的儿女们围在担架旁边，替他挡住穿堂风。

临死前总算送进了医院，但没有资格住病房，只能睡在走廊的担架上，由他的儿女围在身边挡住穿堂风 …….

爷爷酷爱上海的一切，可惜那地方“幽灵”偏偏折磨他，让他人生缩短了一大截，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。

—— 2023 年 10 月 16 日

比起身上的病，祖父心里更苦。他知道自己留给下一代的是“资本家”这个标签，有了这个标签，儿女们就不可能过正常人的日子。他后来也放弃了活下去的指望。

他死的时候，比我写这本书时的年纪还小。

祖父酷爱上海的一切。一九四九年，他没有去成新加坡；后来，也没有去成新疆。他留在了他最喜欢的城市，最后也死在了这个城市，死在一家医院的走廊上。

写完那个系列的最后一篇，我放上了这张祖父的照片。我相信天堂没有隐私。

留言本上的八个字

父亲九十多岁了，还保存着他中学毕业时的留言本。首页上，是祖父用毛笔一笔一画写的八个字：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这八个字，成了父亲一生的座右铭。

我第一次在推特上提到这件事，把题字的人写成了“家父”。其实是父亲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祖父。有推友帮我指了出来，我在后面加了一行更正。我的中文太糟糕，好在每天都有长进。

水牛

文革结束以后，我跟一位叔叔去浙江乡下，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。

先坐长途汽车，到了县城汽车站，还要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颠大半个小时。

叔叔见到了小时候一起长大的“水牛”。当年水牛还是个孩子，他的父亲带着几个帮工，打理黄家一家大小的吃喝拉撒。

水牛在村口接我们，带我们回到他家。我终于有机会，见到一个最直接“被剥削”的人。

水牛的父亲问叔叔：“少爷最近怎么样？”

叔叔说，他早就去世了。

老人当场从灶台边倒在地上，喊道：

“他是好人啊！”

接下来，他讲了很多祖父的故事。

一个被剥削的人，对剥削他的人做的“总结”，就是这一句。那一刻，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我也算一个证人

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告诉我，资本家都是残酷的。

我算是见证资本家“残酷”的第一手证人。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：起码不是每一个都那样。

祖父刚来上海的时候，租的是石库门的房子。富有富的过日子，穷也有穷的过日子，每一个富人都穷过。

祖父对每一个人都好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都一样。他把旧衣服送给逃荒的人，把家里的小东西给门口的小皮匠，告诉我斗蟋蟀太残酷，晚上把野猫领回家喂。

祖母也教过我一个做人的道理：不要看一个人对你怎么样，要看他对周围其他人怎么样。几十年后，我还常拿这句话去看人。“带眼识人”，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。

二〇二三年十月，我写完“资本家算‘干部’吗？”的最后一篇，在结尾写了一句：

爷爷，无论你是资本家也好，是干部也好，我都怀念你！(哭泣)。

—— 2023 年 10 月 16 日

这个问题，我到今天还没有答案。也许它本来就不需要答案。

大学的院子

回到四川，我又换了一个家。

父母在一所大学里教外语。全家的家当，还是那两辆自行车和伙食团的饭菜票。我们住在大学的院子里，院子里知识分子扎堆，算是一个保守的城市里面，相对开明的地方。

夏天的晚上，校园里到处摆着象棋。哪一盘围的人越多，下棋的两个人棋艺越高。

围观有一条金科玉律：新来的人不要随便开口，否则一定被人轰走。要沉默多久，看这盘棋有多“残”。

这条规矩我记了几十年。后来我到了加拿大，觉得移民面对的也是一盘残局，新来的人最好先站着看，不要以为下棋的人都比自己笨。

我也学会了一口四川话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去成都一条卖文房四宝的街，跟一家店的老板用四川话聊天，他一直把我当成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

楼顶上的沙包

我们家住在大学最边角的一栋楼。那栋楼有三层，在那一带算最高，属于“战略制高点”，早就被武斗的红卫兵占了，楼顶堆起沙包，架上了机枪。

和大学连在一起的是附属中学。大学生一派叫“红城”，算保皇派；中学生一派叫“826”，算造反派。讽刺的是，两边都信奉同一个人。

中学生年纪小，很少有女朋友，也从没想过毕业以后工作、成家，所以胆子比大学生大得多，一动手总是占上风。

教职工宿舍里，已经有人在造火药枪，打一种铁砂子弹。那种东西打在人身上，不是一般的伤，可以让人终身残疾，比如瞎掉一只眼睛。

我们家居住在大学的最边角的楼房，因为三层楼最高属于战略制高点，早就被武斗的红卫兵占据，堆起了沙包架上了机枪。

—— 2023 年 6 月 26 日

听说四川的武斗什么兵器都用上了。成都比重庆还好一点，嘉陵江上的炮弹都打得碰了头，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装甲车。

后来才有了那句话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”

大学校门前有一片高地，风景很好。那里埋了很多武斗中死去的学生。下葬之前，通常还有一个“还我战友”的仪式。

虾子小分队

那是文革的后期，小孩子都学大人，凡事用拳头解决。

我和几个“毛根儿朋友”——这是四川话，北方人叫“发小”——成立了一个“虾子小分队”。“虾子”也是四川话，意思是胆小鬼。哪里有热闹，哪里就有我们；真要动手了，我们第一个逃之夭夭。

二〇二三年夏天，当年的一位毛根儿朋友来看我。他一来，这些事全都回来了。

一张书桌

读到中学，我真的需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

父亲给学校的总务科打了个电话，第二天人家就送来了，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几分钱。

总务科还定期来家里检查灯泡，看是几瓦的，按瓦数收电费。

那是一个连灯泡都要登记的年代。

被窝里的电台

文革最“左”的时候，父亲在军垦农场劳动。

他白天看《北京周报》，晚上躲在被窝里听英语广播 Radio Peking。

有人检举他“偷听敌台”。组织上派了一个家庭出身好的人，搬到他旁边睡，专门监听。结果一听不对头：“敌台”里播的是《东方红》，还是卫星传回地球的那种调子。

原定的批斗会就这样取消了。他听的本来就是“党中央的声音”，只不过是用英文播的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问父亲学外语有没有窍门。他还是那句老话：创造学习环境。

他是上海一所教会中学毕业的，后来进了“革大俄专”，能教两种语言，还能在两种语言之间翻译，还会速记。我从小崇拜他，到现在也是。

宣传队的小提琴

那时候的学校要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学生经常去干体力活。

有一次农忙抢收，学生厨房天天煮夹生饭。我站在打谷机上，饿得晕了过去。好在是往后倒，不是往前倒。

不过，更多的时候，我被分配到宣传小分队排练演出，因为我会拉小提琴。我们搞一些“拥军爱民”的节目，既逃过了劳动，演出完了还能“打牙祭”，美餐一顿。

那些年拉了无数遍红歌，大多数的调子我到今天都能哼上一段。后来“洗脑”洗了好多年，现在总算忘得差不多了。

二〇二三年九月，我住在一家酒店，隔壁居然传来一段小提琴练习曲，正是我当年拉得滚瓜烂熟的那一首。那时候练琴，汗水几乎滴到地板上。

人的记性是有限的。记住了那些东西，就记不住全世界的流行音乐。我选了后者。

一个“美蒋特务”外公

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我和小伙伴吵架。对方突然说：你家外公是“美蒋特务”，现在派驻在香港。

我说不可能，我妈妈家里从来就没有人。

回到家，自己也觉得不对：没有外公，哪来的妈妈？我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。

“我有没有外公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“在香港。”

我听完，像是晴天霹雳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
父亲的家是剥削他人的资本家，这下母亲的家又是一个说不清的里通外国。 天啊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。

—— 2023 年 7 月 14 日

母亲不断地跟我解释，瞒着我是为了保护我。她说，一定是那个孩子的家长偷看了“档案”。

那时候我对外公毫无感情。我只知道，香港是一个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地方。

冰箱和蛋糕

我从小就有一点叛逆，喜欢和别人想得不一样。那时候周围的人看，这是一个缺点；后来到了西方，这成了优点，英文叫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。

家里除了《参考消息》，还有英文的《北京周报》和《华盛顿邮报》。我看不懂英文，只看图片和漫画。

有一次，《华盛顿邮报》上有一幅漫画：一个丁点大的黑人小孩，站在一个巨大的冰箱前面，画外音说“又没有吃的了”。我告诉父亲：他把冰箱卖了，可以买好多吃的。

又有一次，《北京周报》登了邓小平过生日的照片，那时候他刚平反不久，照片里有一个三层的大蛋糕。我脱口而出：他要贪污多少钱，才买得起这样一个蛋糕？

中学物理老师讲电压，拿水压作比较，说水流越急，水压越高，电流电压也一样。我问他：那为什么一楼和三楼的电灯一样亮？

我读书偏科，喜欢的拼命学，不喜欢的碰都不想碰。我喜欢数学，先崇拜华罗庚，后来又崇拜陈景润。凡是和数学沾边的，我都喜欢。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上证明了“1+2”，那是我们那一代少年心里的英雄故事。

几十年后，我在推特上写过一篇，题目就叫“1+1=2”。我说，我在推特上做的事，就是想证明“人生而平等”，这个看起来最简单的道理，证明起来比登天还难。有人笑我对牛弹琴，我还是照做。

这样的人做了父母，自然会影响孩子。很多年以后，我的儿子在多伦多问他的小学老师：既然地下越挖越冷，为什么地球的核心有五千多度？

门开了一条缝

尼克松访华以后，整个中国从上到下、从沿海到内地，一点一点地打开了门。

学俄语的人开始改学英语。母亲开始申请去香港探亲。

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，去看一个我们谁都没有感情的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扇门打开的一条缝，就是留给我的。

一面小镜子

尼克松访华以后，英语在生活里一下子显得重要起来。放弃俄语、改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。

我也要学英语。父亲是上海教会中学毕业的，等于用英语读完了中学，可是他不肯教我发音，说自己有上海口音。

他在系里物色了一位老师：一位广东籍的女士，美国耶鲁和英国剑桥毕业，是回国的华侨。

怎么好意思白白麻烦人家？正巧她的小儿子要学小提琴。于是每个星期两天，我去她家上英语课，同时教她儿子拉琴。

那时候学英语，先学四十八个国际音标。老师交代，每次上课必须带一面小镜子。道理很简单：口型不到位，发音就不准。

我悟出了一个学习任何东西的道理，学习的老师要找最好的，不能勉强接受第二好的。

—— 2022 年 12 月 3 日

原来英语发音这么难，光是学发音就花了好几个月。

她教我发“thank”：第一个辅音，舌尖顶住上齿龈往外出气；第二个元音，嘴巴往左右两边张到最大，有时候都觉得有点痛；最后再加一个重鼻音。

几十年后，轮到我的儿子纠正我的发音。他一开口，我还要在心里想一想，是哪一个国际音标。

名人的错别字

学了一阵子，我开始怕开口。

人是很奇怪的动物，老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，生怕说错一句就是当众出丑。

有一天，父亲借给我一本很精致的书，里面收集了很多名人犯过的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。

我一下子茅塞顿开：原来他们也整天出错，那我还怕什么？

从那以后，我见了外国人就问：“Do you speak Chinese?” 你不会讲我的语言，我倒会讲一些你的。

不怕犯错，是我学英语的一个转折点。后来在推特上，大家天天看到我的错别字，我自己在后面加一行“更正”，也不觉得丢人。

一千个字，七分美元

中国进了联合国以后，很多文件要译成中文，不少是交给父亲那样的高校老师翻译的。

我义务帮父亲打字。听说每一千个字，可以给国家赚七分美元的外汇。

我本来就有一点打字的底子，就这样一页一页地打下来。我那时候不知道，这门手艺几年以后，会成为我在香港的饭碗。

母亲的彩色照片

母亲的探亲申请批下来了，她去了一趟香港。

她回来以后，校园里很多人找借口来家里串门。母亲一向谨慎，她有一种常人没有的本事：让对方打听不到香港的情况，又保护了自己和家人，还不得罪任何人。

家里出现了很多彩色照片。和我们原来那些黑白照片一比，它们大得像巨人用的东西。

照片里的母亲抹着口红，穿着高跟鞋，在飞机旁边、在游轮上、在高楼大厦前面。

我天天面对的那个妈妈，怎么活像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夫人？

很多年以后，我已经常常在北京和香港之间飞来飞去。有一次在飞机上，机舱的大屏幕在放一位女歌手的演唱，歌词大意是：那不幸失散的“孩子”，什么时候才能回到“母亲”的怀抱。画面的背景，却是香港高楼大厦的繁华景色，和当时内地的城市一比，反差极大。

我坐在那里想：这个“不幸的孩子”，又有多幸运？

信笺上的椰子树

小时候，上海家里有一种信笺，好像怎么也用不完。信笺上画着海滩和椰子树。

祖父告诉我，这是中国人的地方，但是你这辈子不可以去。

那时候的人管它叫“福摩萨”，听说是葡萄牙人取的名字，意思是“美丽岛”。

一个是祖父说我这辈子去不了的地方，画在信笺上；一个是我从小听说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地方，印在母亲的彩色照片里。现在，后一个地方的门，先开了一条缝。前一个，要等我到了香港以后，再去碰一碰。

苏州的自行车

文革当中，还发生过一件事，我一直记得。

我一个人从上海去苏州玩，居然借到了一辆自行车。那时候家里最值钱的是“三转一响”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加上收音机。那辆车蛮新的，颜色很特别，是上海造的，凤凰还是永久，我记不清了。

每到一个景点，我就把车停进自行车的“海洋”里。

回来的时候，车锁怎么也打不开。我想到撬锁：赔人家一把锁，总比赔一辆自行车好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被人逮了个正着。原来这辆根本不是我借来的车。

很快身边围了几十上百人。那时候没什么电影电视，看热闹就是人们的娱乐。

在车主动手之前——要么打一顿，要么扭送公安——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那辆“正确的自行车”。我的手抖得厉害，差一点连那把锁也打不开。

上海人常说，苏州人讲话男女一个样。那位车主在最气的时候，讲话也非常“温柔”，一遍一遍地重复：

“侬开拨我看！”

我的确犯了错，但没有犯罪。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“偷盗行为”之一，我会记一辈子。

继承遗产

那时候像我这种情况去香港，可以说都带着一个“任务”：继承遗产。

大院里在我之前走了一个男孩，他的祖父在马来西亚有个橡胶园，听说也是去继承遗产的。当地公安局对这种情况一律开绿灯。

外祖父写过一封家信，交到了公安局。信里介绍自己生于一九〇〇年，毕业于税务专门学校，原来叫北京税务学堂，后来在海关做官；在香港有自己的生意，也热心各种慈善捐款。

信是繁体字写的，还老是咬文嚼字、之乎者也，读起来完全是有钱人的口吻。

阿六头

文革早期，上海邻居家的儿子“阿六头”刚从香港回来。他的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，听说在香港的酒吧里打鼓。

里弄干部告诉他，不许唱外国歌。结果他唱《东方红》都带着鼓点，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摇滚版。

他常和我祖父聚在一起，用英文聊天，聊什么好像都要保密。

就因为他说过，在香港有一技之长，很容易混口饭吃，我也就成了一个“音乐人”。

一把德国琴

父母担心儿子在香港人生地不熟，可能潦倒到连饭都吃不上。他们把最坏的情形都想到了：去酒吧兼职做一个“洋琴鬼”，或者在街边拉琴，过路人总会往琴盒里扔几个零钱。

所以，我要带上那把德国小提琴。

它的指板和弦轴上镶着贝壳花，没人碰它的时候，也是一件很漂亮的艺术品。它花掉了父母半辈子的积蓄，当时在上海值一千元人民币。

在上海学琴的那些年，我去老师家要坐公共汽车。那时候车厢里常有两个乘客对骂，满车的人被迫在狭小的空间里“受训”。去的是学高雅艺术的地方，来回路上听的是最低俗的对话。

送行

出发之前，关心我的人都来送行。

有人听说人民币在香港没有用，给了我全国粮票；也有人说，可能要国际粮票。我也搞不清楚，香港需不需要粮票。

那二十块港币，是我跑了好几天、跑了好几个单位、盖了好几个红印章才换来的。

父亲只交代了一句：

“实在混不下去，卖掉这把小提琴，买张机票回来吧。”

不仅是价值还有一份感情，有时候孤独了还想搂着来睡觉，怎么会舍得卖掉呢？毕竟她是唯一陪我从大陆到香港，再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。

—— 2023 年 7 月 13 日

桥的中线

那时候深圳的罗湖桥破破烂烂。

我提着大包小包，走到桥的中线，犹豫了一下，才迈步往对面走。那毕竟是国境线。回头一看，桥头的对联写着：“热爱家乡、保卫祖国”。

桥这边，一位穿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呵斥我，叫我快走。他的衣服显得很寒碜，态度也十分不耐烦。桥那边，站着一位穿黑色呢子制服的女警察，她朝我微笑，用手指着我该走的路线。

我手里握着一张中英文的“通行证”，上面是好久不见的繁体字。我从小到大，没摸过那么厚实的纸。

入境大厅里坐满了人，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。中午每人发一个盒饭。我觉得人家都快下班了，还没轮到我。

原来广播里早就叫了我的名字很多次。他们讲的是广东话，我一直以为“那个人”跟我毫无关系。

火车上的一百块

好不容易登上了去九龙红磡的火车。那时候的列车人货混装，有运货的闷罐车，也有运牲口和蔬菜的。我找个位子坐下来，四处打量，一切都那么新鲜。

对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，看上去和蔼可亲，主动跟我打招呼，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。她说可以帮我提行李。

我那时候“阶级斗争的那根弦”绷得很紧，很坚决地拒绝了。

那年头没有今天的拉杆箱，箱子底下绝对没有轮子。整个火车上，就数我一个人最狼狈，广东话叫“论尽”，好像谁都想帮我一把。最后，还是那位女士提出来，先给我一百港币做押金，让我放心。

到了九龙总站，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大厅中间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张写着名字、电话和地址的纸条，还有那仅有的二十块钱港币。

是她，替我给从来没见过面的外祖父打了一个电话。

她们讲的都是广东话。内容大概是：我的钱可能不够付出租车费，而我又拒绝任何金钱上的帮助。去铜锣湾要过海底隧道，隧道费五块钱，还得收来回两程。他们大概商量好了，让外祖父拿着钱在楼下等我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九龙半岛，到了香港岛。

双黄线

的士飞快地穿过海底隧道。司机大佬从倒后镜里打量我：哪里来了一个“不会讲话”的人？

他明显兜了圈子。本来应该够的车钱，变成了我倒欠他十几块。

我把仅有的二十港元交到他手上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高喊要报警，要惩罚这个坐“霸王车”的偷渡客。

外祖父在哪里？我怎么一来就闯祸？

外祖父等我的地方，原来是不能停车的双黄线。他和司机用广东话吵了起来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大概是说，这本来就是港岛的车，不应该收双份的隧道费。

那二十块钱，就这样没了。

谁都不像谁

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外祖父。

他见过我丁点大的黑白照片，我见过他很多张巨大的彩色照片。我们两个互相打量，再一次确认我们之间有一种关系，可是谁都不像谁。

外祖父长得像外国人。后来他回国内四处旅游，更证明了这一条：走到哪里，都有人围观。

他住在自己有电梯的房子里，不是“唐楼”。那时候的电梯有两种，一种有人替你开，一种自己开。自己开的高级一点，可是每到一层，都要自己拉开、关上那道铁和竹子做的栅栏门。

我睡在客厅，自封“厅长”，意思是客厅的长官。厅长睡觉比谁都晚，起床比谁都早。这是我到香港几个小时以后才明白的“残酷”现实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香港真正的穷人，不住公屋，住的是“笼屋”。比起他们，我这个厅长已经很幸运了。

豆腐干大的邮票社

外公是个纨绔子弟，除了周游世界，从来都是把钱花得精光。他有一个嗜好：集邮。他办了一个“九龙邮票社”，在铜锣湾闹市有一间豆腐干大的小铺子，常有集邮的人光顾，也吸引一些放了学的中小学生。

邮票社是一个世界组织的会员，常常收到寄来的邮包，里面都是世界各地最普通、最便宜的邮票，连着剪下来的一角信封，每一百张用橡皮筋捆成一扎。我们要用温水把邮票从信封上泡下来，就像一个家庭作坊。

也有人拿“极品”来寄卖：中国的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，英国的“黑便士”“红便士”。这些小纸片今天值几百万，当时只能换一台彩色电视机。

我的香港之行，占用了国家宝贵的外汇：二十港币。现在我终于看清了眼前的现实：外祖父不穷，可也绝对谈不上富。

那个“继承遗产”的梦，就这样彻底破灭了。

够了，够了

第一天中午，我正琢磨着怎么做饭，外公说，我们出去吃。

第一天就“下馆子”？那太奢侈了。那时候大陆人出去吃饭，比今天的人参加婚宴还少。

我们在一间典型的广东茶楼坐下来。几笼点心以后，外公问我：“够了吗？”

再来二三十笼，我都吃得下。我假装说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抬头一看，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：

“春冰薄，人情更薄；黄连苦，贫穷更苦；登天难，求人更难；江河险，人心更险……”

这几句话的次序，我已经记不准了，可是这些字，我会记一辈子。

生命面包

走出茶楼，我买了一条加长的嘉顿“生命面包”，花了八毫子。

多好的名字。维持生命的面包。

这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一边走一边把面包往嘴里塞，……

我第一次感觉到经济的压力，物质的压力。

—— 2023 年 7 月 14 日

到香港之前，我一直以为钱不是问题，物质也不是问题。现在，要靠一条“生命面包”来维持生命。

第一天下午

我去继承遗产的外祖父，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。我没有任何理由怪他。人家以前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，能替我补上车钱，让我睡客厅，还请我喝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
到香港第一天的下午，我就开始找工作。香港有两份“米报”，一份英文的《南华早报》，一份中文的《星岛日报》，找工作都看里面的分类广告。

当天，我去找父亲的一位熟人，一位留学英美的博士，他在中环最高的那座商业大楼里开公司。我只想听听他的建议。

万万没想到，他当场就给了我一份工作。我话说不清楚，方向也找不着，人家说，随时可以来上班。

与其说是找到了工作，倒不如说是接受了别人的恩赐。到香港的第一天，我就遇到了贵人。这对夫妇，我这辈子都感谢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我在家里打印了他的遗像，参加了他的网上追悼会。

七条面包

香港的几位亲戚，替我凑了一千港币。我决定用它来“包装”自己。

上海人说，“噱头”就是头，“蹩脚”就是脚。时髦的发型，漂亮的皮鞋，再穿上牌子西装、衬衫、领带。照镜子一看，我已经比香港人还“香港”了。

工资要等一个月才发。到时候我就可以租一个房间，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。

吃饭的问题，我先自己解决了。我回到那家面包店，一口气买了七条“生命面包”，藏在家里，在每一条上面用英文写上：Monday，Tuesday，Wednesday……

一天一条，绝对不能多吃，就像我今天吃的高血压药。不一样的是，面包少吃一点没关系。

以前人说，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。现在，香港替代了它。有了面包，有了工作，我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

圆窗户的大楼

我上班的地方，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大楼，那时候叫“康乐大厦”，后来改名“怡和大厦”。整座楼的窗户都是圆的，永远打不开。

它在香港岛最繁华的中环，对面是邮政总局，旁边是市政厅。每天上班，我路过一家又一家银行，一间又一间名牌店。

父亲那位熟人管理着一个集团公司，做海运、建筑、电子和贸易。我的职位叫“Boy”，大概就是办公室里打杂跑腿的男孩。我存在的意义，是提高别人的效率。

每天上午茶、下午茶归我管。我要记住每个人喝咖啡还是喝茶，加不加奶，加一块糖还是两块糖。最主要的工作是跑腿送信，帮忙拆信、寄信，女秘书忙不过来，也帮她们打字。

香港的街道，除了广东话的名字，很多是用英国的人和事命名的。我就学看地图，背英国人常用的名字，送信快了很多。

我还有一些小技巧：要签收的信，我先把笔递上去；每到一层，我先按好“下行”的电梯按钮。凡事都比人快一步。

打字像飞一样

打字，我更是如痴如狂。我本来就有一点底子，是当年替父亲打联合国文件练出来的。

练英文打字，有一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：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。这一句话，把二十六个字母全用上了。要打得快，十个手指要停在键盘中间那一排，最要紧的是“盲打”。

那时候办公室已经不用电报，传真机还没出现，最流行的通讯方式是“电传”（Telex）。电传按字母或者按连线时间收费，所以缩写特别要紧，又是一大堆要背的东西。今天人人都说的 ASAP，就是 As Soon As Possible。

公司的电传室是整个企业的通讯枢纽。电传机旁边坐着两位职业女秘书，我感觉她们都交了男朋友，一下班就想赶去约会，所以很乐意教我怎么操作电传。

没多久，这个“大陆仔”打字像飞一样，居然还会电传。我骄傲地说一句：不敢说整个香港，起码在那栋大楼里，找不到第二个。

加薪的频率和幅度，说明我很快成了公司里一个重要的人。

天星小轮上的“疯子”

对我来说，那时候最难的语言不是英语，是广东话。

普通话四个声调，广东话有九个；语法反倒接近英语，副词放在动词后面。写出来的字也不一样：自行车叫“单车”，出租车叫“的士”。

我花了“巨资”，把商务印书馆能买到的粤语磁带全买了。那时候我租的房间在九龙，每天上下班来回港岛，搭天星小轮最便宜的下层。我吹着海风，望着维多利亚港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自言自语：

“你食咗飯未呀？”“今日會唔會打風？”

旁边的人都以为我是精神病。

学出来的是老一辈的广州话，不是香港流行的广东话。最后那一点“乡音”，怎么也抹不去。周围的人劝我放弃：广东话带一点上海口音不要紧，上海不算乡下，不影响个人发展。

周末，我去铜锣湾侧街替外祖父看邮票店，常要和地痞打交道，学了不少广东粗话。有一天，有人骂我“你食鸡煲翅”，我一下子被难住了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你食先啦。”后来才知道，这句话是拿来代替“死”字的。我歪打正着。

有一次公司办活动，请了一些嘉宾。我旁边坐着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。我用最标准的广东话问她：

“请问小姐贵姓啊？”

全场哄堂大笑。原来人家是当年红得发紫的港姐冠军，全香港没有人不认识她。

先爱上她

大半年以后，周围的人还是说我讲话“咩咩地”，但起码人家能听懂了，还会猜我是广东哪个地方来的，又说不出是哪里。

我开始专攻英文。好在香港是双语社会，政府和商家的告示都有中英文。我刻意只看英文，实在看不懂，再看旁边的中文。每天的新闻，先看粤语的翡翠台，再看英文的明珠台，同一家电视台，很多时候连新闻的顺序都一样。用一种你不熟悉的语言，讲一件你熟悉的事，总能猜个七七八八。

我去英文教堂参加青年聚会，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，每个人讲自己的经历，我也有机会用英文表白。我在《南华早报》上登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广告，找一个想学中文的人做语言交换，不涉及任何金钱。见面分两半，一半全讲英文，一半全讲中文。

娱乐的时候去酒吧，我也专挑讲英语的人聚会的地方。那时候很少去兰桂坊，多数在湾仔。几杯酒下肚，没人在乎你的语法和发音，我在那里如鱼得水。

我的英语突飞猛进，是因为我先爱上“她”，“她”才开始爱上我。

—— 2023 年 7 月 15 日

教英语的父亲，以为我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。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交女朋友。我常在报摊花几毛钱，买一两张同一个女明星的生活照寄回家，糊弄母亲，免得她担心我太孤独。

两个机构

初到香港，我最喜欢两个机构：一个是英国文化协会（British Council），一个是香港管理专业协会（HKMA）。除了语言和管理，它们还教我西方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精髓。

我在湾仔的英国文化协会认识了第一批朋友，有的到今天还有来往。

管理协会的课上有三位老师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一位问：一家店用不锈钢和玻璃做背景，一家店用木头和稻草，卖新鲜鸡蛋，你选哪一家？一位把西装后摆剪了个三角口，穿着短裤来上课，还故意掉裤腰带，问大家能不能记住他。第三位，总在黑板上写三组词：“时间、金钱、人力”。做任何事都要想到这三样，否则做不成，做成了也没有意义。

带客

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兼职，有点像导游：带访港的内地官员看香港。收入微薄，却让我亲眼看见两种意识形态撞在一起。

他们对什么都好奇：高楼大厦和贫民窟，夜总会，跑马地的麻将馆。

有一条，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：巴掌大的香港，为什么要专门设伤残人士停车位？为什么要给伤残人士那么多权利？

那时候还没有“政治正确”这个说法。我常常很不耐烦地回答：没有这些东西，那就不是香港了。

“修谈国事”

八十年代初，我在香港一个人过日子，一穷二白。没有学历，没有家底，没有人脉。可是同龄人都羡慕我：香港人住得挤，晚回家会吵醒一家人，我却可以几点回家都行。

我有一样了不得的资源：用不完的时间。除了学习，我就尽力交朋友，专找和自己背景完全不同的人。

有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，政治嗅觉极灵，常拉我去尖沙咀一个礼堂参加集会，主题是“反攻大陆”，有人喊“明年的中秋南京过”。我经历过文革，对一切提高嗓门的活动都没兴趣，这个耳朵进，那个耳朵出，只等散会去吃饭。

我们常去一家很特别的小馆，门口挂着草帽、草鞋，还有一把犁耙，洗手间叫“乡公所”。我每次都要找同一张桌子坐，因为那面墙上用毛笔正楷写着四个字：

“修谈国事”

我用它提醒那位朋友：别再跟我讲政治了。我这辈子“政治建设”太多了，该搞“经济建设”了。

美丽岛

小时候信笺上那个海滩和椰子树的地方，祖父说我这辈子不可以去。到了香港，你说不让我去，我就非去不可。

申请表上，用红色的繁体正楷写着：“本人保证不做对党国不利的事情。”哪些事对党国不利，我怎么知道？

交表不久，就有人约我在闹市的一家咖啡厅谈话，问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我说要去打个电话“咨询律师”。电话那头的朋友说：你回去，他一定跑了。

果然，回到桌子那里，人已经无影无踪。当时港英政府会抓台湾政府人员在香港的“非法活动”。

申请被拒了。又过了一两年，我认识了一位“国大代表”，在他的帮助下才办成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到“美丽岛”，后来我去过几十次。

果蝇和苹果

八十年代初，个人电脑在香港刚流行，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。那时候的推销口号，今天很难想象：房子搬不走，电脑可以搬走。

不少年轻人兼职卖加州的“水果”电脑，我偏偏去推销一个德国牌子，叫 Medfly，地中海果蝇。卖得还不错。

电脑要专人上门安装。我去过很多香港的豪宅别墅，算是上了励志教育的第一课：有钱真好。

我自己在黄金商场买了一套 Apple II 的散件，回家焊起来，又花五美元，向比尔·盖茨的公司邮购了一份 DOS。软件硬件，我都玩。

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

我给自己定过一个目标：要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。

先改“硬件”：烫一头爆炸头，穿比皮鞋还宽的喇叭裤，正装是一身浅色西装。

再改“软件”，也就是思维方式。这一步，我在香港整整花了二十年。

香港人不管你是怎么来的，扒火车也好，游水也好，爬山也好，来了就是香港人。不要跟他们讲你爸是谁、你哪里毕业，他们只关心你能做成什么事。他们佩服的，是把一手烂牌打好的人。

在香港读书的那些年，我每年都去参加“保钓”。那时候内地人只知道钓鱼台国宾馆，不知道有个钓鱼岛。后来太太问我，香港人和大陆人，到底谁更爱国？我说，香港人。

一把长雨伞

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，我穿着一身浅色西装，喇叭裤下面是尖头皮鞋，烫过的卷毛头活像戴了一顶大帽子。那天下着一点小雨，我拿了一把长雨伞当拐杖。

相册里还有一张照片为证。用今天的话说，那叫跟得上时代。

我要去面试的，是美国王安电脑在香港的全资附属公司。我知道他们讲究个性，求职信是专门为他们精心炮制的，没有一句八股。商务印书馆卖的那种求职信范本，照抄一定坏事。

面试我的，既不是部门经理，也没有人事部的人陪同。他是王安电脑亚太区的总裁，姓冯。面试用英文进行。快结束的时候，他问我：

“What kind of people really annoy you?”（什么样的人会惹恼你？）

我说：整天问你学什么的、有什么文凭的人。

他说：“你猜我是学什么的？”没等我猜，他自己答了：“戏剧表演。”

美国第三大电脑公司的亚太区总裁，不是学电脑的，是学演戏的。

他看出了我对电脑的痴迷：我的业余爱好是用 Basic 编程，还去黄金商场买 Apple II 的配件回家焊。再加上我凡事都比较执着，他们喜欢这样的人。

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：希望我不要再去找别的工作了。可是把我放在哪个部门，他还没想好。

出了门，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，告诉当时的一个哥们儿：搞定了。他问我怎么知道。我说，这位大老板是在上海长大的，我也是。

挂了电话我才想起来：糟了，我忘了问工资是多少。

不过肯定不会差。等候面试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茶水间，雀巢咖啡、可口可乐，吃的喝的样样齐全。

三越楼上

那时候铜锣湾有一家百货公司叫“三越”，它楼上的三层，就是王安电脑的亚太总部。

公司里有几个讲上海话的人，年纪都比我大。王太太记不住我的名字，就叫我“上海小朋友”。没想到几十年以后，“上海小朋友”成了“上海老头子”，还要来讲他们家的事。

王安博士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员工，大家最爱讨论两件事：他有多有钱，他有多小气。

公司高层跟他打麻将，是最没劲的事：王家定的上限是二十美元，输赢超过这个数都不算，否则王太太会说：“王安赌博了。”

有一次在北京，王太太问哪里能买到绍兴酒。我说可以找上海的同事帮忙，转念一想不对，波士顿唐人街就有嘛。王太太用上海话回了我一句：

“小鬼头，埃面搭忒贵了。”

那里太贵了。这哪像一个坐私人飞机来中国的人说的话。

友谊宾馆

八十年代初，因为工作，我常住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。那里归外国专家局管，楼很多，门很多，门口有穿军装的门卫，柬埔寨西哈努克的政府也在里面。

公司要求派到中国的员工都要能听说读写中文，老外也不例外，所以选了这家古色古香的宾馆做大本营。

宾馆挨着人民大学，可我们接触更多的是北大和清华的学生。我观察到，大学生分成三派：“麻派”打麻将，“舞派”跳舞交朋友，“托派”考托福准备出国。

“托派”最缺的，不是学费，也不是生活费，而是寄申请信的邮票钱。我从美国弄来几本大学年鉴，学生们当宝贝一样传着看，然后海量地往外寄申请。很多人的英语只有小学毕业的水平，却拿到了奖学金，有的还是全额。

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义务工作，就是帮他们出国：换美元、打电话、发传真、订机票、安排接机。

当年换来的一张张“入学通知”，后来都成了一本本“美国护照”。

—— 2024 年 2 月 28 日

一九八四年

一九八四年的某一天，总部来电话说：“大老板”要来中国见“最高领导人”。谁都清楚，大老板是王安，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。

那时候我在北京，公司给我印了一个很光鲜的头衔，其实我就是一个“小喽啰”。可我对派给我的每一件事都十分认真：帮公司拓展业务，帮中国搞现代化，也想着自己升职加薪。

王安博士还没来就出了问题：民航局不同意他的外籍飞机飞北京到上海的国内航线，只好北京飞香港，香港再飞上海，白白浪费时间和汽油。

外交部礼宾司把握手时各人站在哪条线上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

宴会上，王安博士要用中文讲话。我发现讲稿里有好多字他不认识，比如“桥梁”。会见的时候，邓小平讲四川话，王安讲上海话，简直是鸡同鸭讲，连翻译都帮不上忙。

我跟身边的同事开玩笑：上海话翻四川话，四川话翻上海话，这不正是我的长项吗？那张合影，应该我坐在中间才对。

五笔和火车头

那时候王安电脑在中国可以说得天独厚。最大的竞争对手 IBM 连中文名字都还没有，王安的机器已经能输入、输出中文了。

河南有一个人发明了“五笔字型”，后来也叫“王码”。我们很快和河南省科委联系上，把这套输入法做进了王安电脑的键盘。

国家计委、经委的信息系统，用的都是王安的设备。联合国的人口普查项目，世界银行的火车头项目，前前后后我都参与过，跑过青岛、株洲，还有一个叫戚墅堰的地方。洛阳的轴承厂、拖拉机厂、矿山机械厂，让我印象最深。

有一次，我陪王安的一位亲属去美国大使馆和友谊商店。他告诉我，王安从来没有资助过家里任何人一分钱；可是王家的后代在美国读书，所有的费用都由王安基金支付。

亲人做了美国的顶级富豪，家里人也拿不到一分钱的好处，只有读书这一条路能沾上光。这件事我一直记得。

三位部长

我这样一个推销员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能接触到一些部委的主管。他们当时都还是“具体干活”的人，后来都成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。

水电部的电脑到货了，因为“巴统”的出口限制，运到的时候早已换代，机器小了一圈，功能一样甚至更好。下面的人不敢签收，部长也拿不定主意，我看他急得一鼻子汗。

和电子工业部谈合资公司，谈来谈去谈不拢，最后变成双方合办了一台英文京剧《凤还巢》，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。

经委收到王安赠送的一台小型机，主任亲自谈售后服务。他说：这里谁是老板？当然是我“姓朱的”。今天听起来平常，当时从一个中国官员嘴里说出来，十分刺耳。我和同事对看了一眼。

这三个人后来叱咤风云，跟我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只是在他们后来的一些决定里，我常常看到当年的影子。

背着背囊走美国

我在香港亚太总部的时候，每年都有机会去美国开年会、受培训。我就借这些机会，背着背囊、穿着牛仔裤，差不多走遍了美国。去得最多的，是首都华盛顿。

有一天我在街上问路，对方是一位少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。他没有钱，却非常好客，执意带我去吃午饭。结果去了一个很大的教堂，和一群陌生人先唱圣歌，再饱餐一顿，饭菜还真不错。

又有一天，我坐在白宫附近的草地上看书，有人过来问我是不是韩国人，说“你们”让美国人去打仗，死了不少人。我说不是。他说，那就是日本人，也不是好东西，还用了一个侮辱人的词。

还有一天，在国会山庄的台阶上，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主动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。他一天中国都没去过，中文是在哈佛读书时学的。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他给我解释美国，我给他解释中国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自助游去夏威夷。第一顿自助午餐，同团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台湾老先生中暑晕倒。警察、保安、急救人员一下子全来了，我成了现场翻译。还有慈善机构的人递名片给我，说愿意替老人付医药费。

那一刻我想起，在北京见过一个被汽车撞死的骑车少女，在路边躺了好几个小时。

美国人可以说天壤之别。我对美国的认识，也是从那几年开始的：因误解而迷恋，因了解而失望，又因为更了解，才知道它的两面。

We Are No Good

那时候的电脑特别容易坏。除了华人，很多人搞不清楚公司为什么叫“WANG”。

一有客户投诉，我们就自嘲：“你知道我们公司的 WANG 代表什么吗？We Are No Good。”

可我是中了“王安毒”的人。王安电脑最早把打字这件事革命化，后来大家管它叫“文字处理”。我们当年有一句口号：别人是把人放在电脑面前，我们是把电脑放在人面前。常用的功能，都做在一个键上。

后来我离开王安，加入另一家美国上市电脑公司。谈雇佣合同的时候，我提了一个“非分要求”：给我配一台王安的个人电脑，因为它最擅长文字处理。

听后来的同事说，这件事成了公司的“耻辱”：办公室中间摆着一台竞争对手的产品，天天提醒每个人，公司的弱点在哪里。

老孙家

离开了 WANG，我进了 SUN。国内的亲戚说，我从“老王家”去了“老孙家”，反正都是打工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那些都是当年美国的电脑巨头。SUN 代表的是“斯坦福大学网络”几个英文词。一九八四年，它提出“网络就是计算机”。那时候的电脑机房，大的比篮球场还大，所有人都在想主机要多大有多大，最好连上无数的终端。SUN 把几千台工作站和个人电脑连在一起，人们才慢慢明白什么叫“分布式计算”。

那时候在加州做电脑的人，几乎都讨厌乔布斯。我的同事去餐厅之前，会打两次电话，订两张桌子，大桌子用乔布斯的名字订。到了餐厅，就为了听服务生对那位没出现的“乔布斯先生”骂骂咧咧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带儿子去参观脸书的总部，发现整个楼群就是当年 SUN 的总部。扎克伯格把原来 SUN 的招牌留了下来，只是翻了个面，在正面写上 FACEBOOK。他是在提醒身边的人：无论多么辉煌的公司，随时都会掉进万丈深渊。

今天在家里，我说自己是 IT 专业人士，儿子们都笑我。是的，我懂的东西早就“生锈”了。可是，饿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
大酒店里的办公室

那些年，我也在做生意，常去上海。办公室在大酒店里，晚上常去黄河路吃饭。

我还在美国注册过一家公司，日子是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。多年以后，一位洛杉矶的华人朋友对我说“你不了解我们美国”，我请他上网搜一下那家公司的名字。

上海话也算我的母语。几十年以后，有人推荐我看一部讲那个年代上海的电视剧，普通话版我看两集就没兴趣了，后来在网上找到上海话版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情节怎么样无所谓，就当温习一门方言。

七二一的律师

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位最早期的律师。他不是政法学院毕业的，是在一个叫“七二一”的夜大读的法律，可是业务十分红火，我有问题常常去请教他。

有一次他请我帮个忙：当时中国没有信用卡，他想请我替他女儿付托福和 GRE 的考试费。后来我有机会看到成绩，吓了一跳：托福满分。她没上过大学，就直接考研究生。

那时候我还是单身。我问他：你是怎么教孩子的？

他说，那时候没有钱，但有的是时间。讲到火车，就背着孩子去火车站看；讲到青蛙，就背着孩子去田里抓青蛙。

这句话让我想了很多年：做父母的，在孩子身上到底起什么作用。

单眼皮杀人犯

大约三十多年前，上海一家报纸报道：抓了三个外地人小偷。

我去投诉，说不能这样写。他们说，这是事实。

我问总编辑：难道哪一天，你们会报道“抓了一个单眼皮杀人犯”吗？除非你能证明本地人从来不偷东西，从来没有双眼皮的杀人犯。

他当时完全不明白。我相信，他今天已经明白了。

两个钱包

那些年我常常穿梭在深圳和香港之间。国内的人都以为香港的犯罪率比深圳高得多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

有一次在香港沙田，我坐出租车，把钱包落在了第一辆车上。我换了第二辆过海的出租车，还没到目的地，警察就通知我：钱包找到了。

还有一次在深圳，钱包被偷了。我跑去福田派出所报案，看到一群警察在打牌。他们让我自己在一大堆身份证、通行证、回乡证里翻找。不用做记录，不用录口供，因为实在太多了。

我后来的结论很简单：在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里，你可能感觉不安全，实际上非常安全。

淮海路的花

有一年在上海，记得是情人节，我糟糕透了，忘了给当时的女朋友买花。

正巧淮海路一个闪亮的垃圾桶上，放着一捧包装精美的鲜花。我猜，一定是哪个可怜的男孩子被拒绝以后留下的。

我连问都没问，拿起来就直接送到她的手里。

我连问都没问，直接送到她的手里，那一霎那，我就知道我可以跟她生活一辈子。

—— 2023 年 5 月 3 日

捡花的时候，她就在旁边看着，只是笑了笑。我当然笑得更欢。

她后来成了我的太太，跟着我去了加拿大。那时候，她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数不全。

一九九七年之前

一九九七年之前，香港人讨论最严肃的话题，就是要不要移民，移到哪里去。

坊间流传一个测试方法：蹲在马路边装肚子痛，看有多少人停下来问候你，再决定要不要在那里住一辈子。我和身边的人都没做过这个测试，只是凭印象，选了加拿大。

我的很多香港朋友，明明具备移民的条件，却选择留在了“特别行政区”。他们嘴上从来不说“爱国”，只是舍不得那个地方。

很久以前，我对加拿大的印象是：地大，人土。有一次在美国公司开年会，我跟一位加拿大同事很谈得来。朋友托我买 Jane Fonda 的有氧操磁带，他问我要那玩意儿干嘛，“我太太都两百多磅了”。

八十年代，我二十几岁，背着背包在美国到处跑，常被人问到一些啼笑皆非的问题：中国男人现在还留辫子吗？香港大，还是中国大？问的人心肠都不坏，只是没出过远门。

是的，加拿大人都是“粗线条”。喝易拉罐的饮料，从来不用杯子，也不擦罐顶，直接往嘴里倒。

移民之前，我犹豫不决，考虑最多的，是今后能不能种族和谐。我在两家美国上市公司做过事，没有选择移民美国，种族就是原因之一。移民以后，我自然成了一个对种族问题特别敏感的人。

一顿免费的晚宴

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一天，一位和加拿大有关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当晚有个宴会，叫我去充个数。免费晚餐，谁会说不。

赶到灯火辉煌的现场，我一愣：主持人是加拿大最大一个省的省长，一身西装，脚上却是一双休闲鞋。那是安大略省在香港的招商会，名叫 Mike Harris 的省长，游说能力一流。

我本来就有移民的打算，自然全盘照收。

移民面试在纽约的加拿大领事馆。移民官跟我聊得很好，还把我送到门口，说我在这个全新的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。很多年以后我调出档案才知道，他当时给了我满分。

我这一类移民有一个条件：两年之内，必须成立一家公司，雇用至少一位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加拿大人。

一只“水鱼”

到加拿大差不多一个星期，我办的第一件事是买车。要先买好保险，才能取车。

车行的销售把我扔在一个华人购物中心，我随便找了一个华人保险代理。他什么方言都会讲，热情得不得了。我只觉得保险怎么这么贵，大概是因为冬天长吧。我还以为自己开始为加拿大经济做贡献了。

回到住处，电视上也在卖汽车保险。我闲着没事，打了个电话去问，就当练英语。

报价把我吓了一跳：只有那位华人代理的四折到五折。

原来我是一只新到的“水鱼”。这是广东话，意思是冤大头。

96.3

刚来的时候，还真有人采访过我，问多伦多什么东西最吸引我。

我的回答是：96.3。

那是多伦多一个调频电台，一天到晚播古典音乐。它反复说的一句口号是：Beautiful Music For A Crazy World!

这个电台，居然成了我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一盘残局

我后来常说，任何移民面对的，都是一盘“残局”。到底有多残，看你的运气。

小时候在四川的大学校园里看人下棋，新来的人不要随便开口。刚到加拿大的华人，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以为本地人都很“笨”。我见过很多香港来的移民，在这里亏了不少钱，才终于学乖。

我的移民条件，是两年内成立一家公司，雇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加拿大人。我想了很久，决定公司办得越小越好，时间越短越好。满足了条件，要么打工，要么自雇。这盘残局，短时间内不可能看明白。

没多久，我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，准备简历，去面试。对方常说一句话：“你没有加拿大经验。”

我回答：“但是我有国际经验。”

移民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帮本地的葡萄酒厂往亚洲推销冰酒。我们居然把这么贵的东西，用恒温集装箱大批卖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。

那位说服我移民的省长，除了给我带来移民生活，还带来了一笔债：移民第一天，我把安大略省的公共债务除以纳税人数，算出来每人十七万加币。

移民还债，就算报答当年的白求恩吧。

地下室里的奶粉钱

太太不讲英语，也不开车，孩子还很小。我要赚加币，要讲好英文，要接触社会，又得照顾家里。办法只有一个：在家里上班。

那时候互联网刚起步。你说“Open Windows”，真有人去开窗；你说“mouse”，人家会问房间里哪来的老鼠。有一次我给地产经纪培训，问他们有没有电子邮件，有人说，买了，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

我一九九六年就注册了自己的域名。干脆，我在家里开了一门生意：卖域名，卖存储空间，做网站。我跟律师、医生、会计师、地产经纪说：你可以拥有你自己名字的“.com”，一张二十四小时、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电子名片。

我在地下室见客人，有时候背上还背着孩子。

我当时就在家里的地下室见客人，有时候身上还背着娃， 特别的煽情(感觉在赚奶粉和尿片的钱)，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生意，没想到客人反而喜欢。

—— 2023 年 12 月 1 日

做网站不难，难的是摸清客人的品位。我有一个秘诀：把加拿大能买到的啤酒几乎全买回家，摆出来让客人挑，喜欢哪一种包装，就用哪一组颜色。比如喜力，主色绿色，点缀红色。我还会夸一句：好品位，人家啤酒商当年花了五十万美元设计费。

我还请过几位不同背景的兼职，帮忙一起“卖名字”。

有一位客人叫保罗，研究萧伯纳发明的一种拼音字母。网站做到一半，他突然对价钱提出“异议”。我心里冒出一句：难怪说犹太人小气。

没想到他接着说：我想多给一点钱，可以吗？

我抱起身边的孩子，说：当然欢迎。

这件小事，治好了我心里的一块偏见。我讲这个故事，是讲我自己。

按下复原键

那一年，美国的百思买收购了加拿大的“未来商店”（Future Shop），要招很多人。我做好了降级的准备，结果找到的是最初级的工作：去门店卖笔记本电脑。以前的企业经验全部清零。移民，等于按了一个“复原键”。

我做了多年生意，到哪里都习惯看看能改进什么。我让几十台笔记本电脑同时播放不同的电影预告片，场面非常壮观。经理问我有没有版权问题，我说：你放心，人家不收我们广告费就算好了。

加拿大人这才知道，笔记本电脑还能看电影。销量莫名其妙地涨了上去，我被评为“最佳雇员”，一连好几个月。还有一个原因：很多同事的名字客人记不住，“维克”好记，投票的时候都选我。

我在那里交了很多伊朗朋友，他们讲波斯语，信伊斯兰教，带我去吃各种风味餐厅。他们说，当着父母的面绝对不吃猪肉，背地里什么都吃。我说，虔诚的佛教徒连任何肉都不吃，你们的教义算是友好的了。

我对世界那个角落的偏见，就这样一点一点改了。

“Could you please speak to my husband?”

太太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英语是零。她说中学最讨厌的科目就是英语，二十六个字母都写不完。儿子的英文名字，她花了一年多才记住。

讲不通的时候，她有一句很流利的英语：“Could you please speak to my husband?”然后把手机递给店员。

我意识到问题严重。我在多伦多东北边、开车大约一个小时的地方，找了一座湖中的小岛，在岛上的拖车公园租了一个位置。每年夏天去住，一住就是十多年。岛上有八百户人家，我们是唯一的亚洲人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和朋友打完高尔夫回来，邻居说，你太太跟外来钓鱼的人“吵架”了。太太说，只是讲话声音大了一点。

从那以后，邻居们都承认：这位平时不出声、岛上唯一的亚洲女人，已经是“一口流利”的英语了。

如今她大部分时间看英语电影，很少看中文的了。

金医生

刚来的时候，要定期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。那位姓金的医生和蔼可亲，喜欢跟我聊家常。

我问他，是不是“金山伯”的后代，他说对呀。他问我，当过红卫兵吗？我说是啊，不过大部分时间是“红小兵”。

他建议孩子入冬前打流感针。我的反应是：凭什么？没病没痛的，挨一针？他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列了很多网站，让我自己去研究。

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看。最后的决定是：打。不但孩子打，全家都打。二十多年来，只漏过一年。

地下室的蜡烛

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晚上，我把家人聚到地下室，点上了所有能找到的蜡烛，悼念那几千个无辜死去的人。

那时候侄女从国内来，住在我们家。她听说，她学校里的酒吧挤满了人，有人在为这件事喝酒庆祝。

双子大楼上有一幕，我永远抹不掉：最后那一刹那，那些人在选择怎么死。

后来，我刻意交了一些穆斯林朋友，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“坏”。结果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
出生地和移民地

有一次在飞机上，旁边是一位上海老乡。他开口闭口“伊拉加拿大宁”，意思是“他们加拿大人”。我问他来加拿大多久了，他说十七年，早就入了籍。

我真是抵达的第一天，就把自己当成加拿大人了。出生地是父母授予的，移民地则是我自己选择的。

—— 2023 年 3 月 25 日

在香港，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比香港人更“香港”；到了加拿大，目标变成比加拿大人更“加拿大”。这一回我不再管“硬件”，只管“软件”：选举制度，三级政府，司法体系，教育系统，移民政策。连听笑话，都要听加拿大版本的。

我后来还去多伦多的大中文化中心，教香港移民来的老人家用电脑，让他们和下一代更好沟通。算是报答当年香港对我的恩惠。

一起读到高中

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：和孩子们一起读书，从学前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这里叫 K 到 12 年级。

我找到一个免费的网站，图文并茂，有视频有音频，先选年级，再选州。我选的是加利福尼亚州。没人要你读数理化，只读语文，高年级再加历史和地理。

所以我知道 Rosa Parks 是谁：那位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、被捕入狱的黑人女士，她点燃了民权运动。

后来朋友问我：你为什么和孩子那么聊得来？

答案就在这里。我和下一代的知识是同步的，三观也对得上。作为移民，这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。

两个左撇子

儿子们很小的时候，我和太太就发现，他们都是左撇子。

做父母的都担心：以后做什么都比别人难。左手的高尔夫球杆贵很多；要学小提琴又怎么办？世界上好像没有左手拉的小提琴。

我到处查资料，还去咨询了心理医生。得到的答案是：不要干预，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展。

最能说服我的是一张名单：杜鲁门、福特、里根、老布什、克林顿、奥巴马，都是左撇子。我跟太太开玩笑：哎呀，实在不行，就去做个美国总统算了。

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好处。他们平时不做作业，吃饭的时候赶作业，左手拿笔，右手拿筷子，左右开弓。后来参加体育队，人家专挑左撇子，说可以从左边进攻。缺点竟然成了优点。

急诊室

有一次，孩子还很小，发高烧。我抱着他去医院看急诊，脚还没站稳，分流护士就像抢一样，抱起孩子往里面跑。

我在候诊厅的电视前坐下来，才知道那两天，安大略省有三个小孩死于脑膜炎。

急诊不是按先来后到，是按危急程度。等得越久，说明你越不用担心。那一次，我们几乎没有等。

温哥华的春节

有一年春节，我带着儿子回上海陪父亲过年。因为天气，飞机滞留在温哥华，很多多伦多的家庭都被迫留在那里过年。

我帮大家和航空公司谈判，争取到最好的待遇：出租车来回机场，酒店和机场的饭钱，甚至买东西都可以报销。

这时候我留意到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比我家的能干，除了翻译菜单，凡事都像大人一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刻意把很多事交给儿子去做：写投诉信，自己去要该有的服务。

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后，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任务：查到白宫的电话号码，代表我打过去，祝贺新总统。

零级

一个儿子两岁就上音乐欣赏课，会四样乐器，从来没考过级。我叫他“零级”。

二〇一六年春天，他跟着乐队去另一个城市的大学音乐系交流，六月还要去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。他不在家的那个周末，我第一次有了“空巢”的感觉。

他和我一样，没有音乐就活不下去。眼睛睁开的时间里，放音乐的时候比不放的多；写作业都要戴着耳机。

我在多伦多见过太多逼孩子练琴考级的家长。家里摆着走了音的三角钢琴，有的现在没人碰了，有的从来就没人碰过。我家只买了一台几百块的电钢琴，它会自己弹。哪一天谁都不碰它了，家里照样有琴声。

有年轻父母问我，养孩子什么最重要？我用四川话回答：“操音乐，打体育。”

因此，“零级”可能是最高的级别，为此感到骄傲吧！

—— 2022 年 9 月 16 日

爬藤

很多年前，我去见过一位多伦多大学附属中学入学办公室的老师，他兼做大学升学顾问。我把自己装扮成“非藤不可”的家长。

他告诉我：哈佛以研究生为主，本科生只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；你家孩子算国际学生，每年在全世界大概招五十个男孩、五十个女孩，你觉得机会有多大？

我说：不行，我家孩子非去不可。

他建议发挥孩子的音乐长处，每周花一些时间，去多伦多最贫困的屋村，给那些机会少的孩子辅导音乐。

我回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。孩子们功课已经很忙，不愿意做这样的慈善。从那以后，家里再也没提过“爬藤”。他们后来申请大学，一所美国大学也没考虑。

怀俄明的父亲

儿子在高中演过一出话剧，叫 The Laramie Project，讲的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发生在美国怀俄明州的真事：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，因为是同性恋，被人绑在荒野的铁丝网上，活活折磨致死。

儿子演的是那个大学生的父亲。那一段失去儿子的独白，让台下的观众哭成一片。

一个做父亲的坐在台下，看自己的儿子演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。这出戏，我会记一辈子。

黄氏旅行团

我们和另外四个家庭，组成了一个移民以后自己选的“大家庭”。孩子们年纪相仿，彼此当兄弟姐妹。加拿大冬天长，我们常一起去南方度假一个星期，我当团长，没工资也没权力，只负责协调，用团体价拿折扣。

有一年在牙买加，下了飞机，来接我们的大巴车窗上写着“黄氏旅行团”。太太看了很惊讶。

第一次去古巴的时候，孩子还小，还是卡斯特罗当政的年代。度假村推销一场“大腿舞”晚会，我说能带孩子我就去。没想到文化部门还真特批了，我们是全场唯一带小孩的客人，圆桌上还摆着一瓶朗姆酒。

万圣节，为了逗孩子们开心，我也下过功夫。有的小孩被我吓哭了，现在想想有点后怕。

We paid it

二〇二三年六月，一个儿子参加了这个月的第二场毕业典礼。同一个人，同一所学校，两场典礼，因为他拿的是双学位：一个商学院，一个法学院，整整读了六年。在那一群准律师里，他是年纪最小的之一。

我望着他，想起他五岁那年，我带他去皇家银行开户，其实是联名账户。银行还奖励他五块加币。面对一堆讲法律、讲钱的文件，他一本正经，脸涨得通红，签字画押的样子，我到今天还记得。

我和太太每人手里拿着一张文凭，走出礼堂。门口有一位举着牌子的志愿者，向我们道贺。

他：“You made it”

我：“We paid it”

—— 2023 年 6 月 23 日

推特上有人说我是教授，错了，我的老子是；又有人说我是律师，也错了，我的儿子才是。换句话说，我自己什么都不是。

我跟儿子说：以后千万别再读书了，是时候把学到的东西用一用了。

机场里的泪人

二〇二二年九月，我把小儿子送到机场。他去欧洲读两年硕士，一半时间在巴黎，一半时间在柏林。

太太哭得像个泪人。我不太明白：人家是去欧洲，欧洲是全世界的“市中心”，我们加拿大才算乡下。

也许，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。

小儿子的女朋友是法国人，会讲四种欧洲语言，常常跟我们一起打麻将。

九比一

二〇二三年五月，我飞去巴黎看儿子。

他说：我很快就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飞这一趟？你把一年的碳排放额度都用光了。我说我会努力，平时多骑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滑板车，省下来的排放量，拿来看你。

新冠疫情开始大约三个月的时候，他要去多伦多市中心参加游行，问我能不能开车送他一程。我说可以，条件是：替我把口罩发给那些示威的年轻人。

那天中午在巴黎，他约我一起吃饭，讨论一件棉质汗衫的“一生”：从裁剪成型，到被送进焚化炉，平均两年；洗棉衣要用更多的水、更高的水温，对地球的“伤害”反而更大。他从商学院毕业去欧洲深造，研究的不是怎么帮企业多赚钱，而是怎么让企业“可延续”。

感觉在他儿时，我教他的比例是“九比一”，今天这个比例倒过来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向下一代学习 ？!

—— 2023 年 5 月 4 日

一辆像装修工具车的房车

算起来，我兼职过房车生活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我开的是一辆 B 型房车，看上去很像装修师傅的工具车。现在流行“干露营”：不接水，不接电，不接排污，房车自己能撑很久。走到哪里，停到哪里，不用预订，也不用取消，自然也没有费用。

有人问我，哪里可以停？我说，没有说不让停的地方，都可以停。法律不也是这样吗？对老百姓，法律没有禁止的，都可以做；对当权的人，法律没有允许的，都不可以做。

有一次在一个旅游区的沃尔玛停车场，我数了一下，停着六十五辆房车。

退钱的老渔民

有一次，我在海洋省哈利法克斯郊外的一个渔村，买了几样手工艺品：抓龙虾的笼子上系的那种彩色浮漂。看颜色的组合，就知道是哪家人的收获。

回到房车营地，我睡了个午觉。醒来，那位渔民找上门来了。

没想到回到房车营地睡了个午觉，渔民找上门来，说我多给了他钱，千辛万苦找到我真是不容易，营地里有几十户人家。

—— 2023 年 1 月 6 日

这位老人打了六十多年鱼，出不了海以后，改做木头手工品。他一分钱也没有多收，只是糊涂到把找零钱的动作忘得一干二净。

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下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。”这位爱尔兰移民的后代，几代人打鱼，临走还教了我抓龙虾的秘诀。

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回到了真正的加拿大。

灯塔儿子

我太喜欢灯塔了。

大约十多年前，在哈利法克斯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 Peggy's Cove 灯塔下面，我认识了一位木匠，请他照着那座灯塔做了一个仿真品。现在它就立在我家后院。

朋友们笑我：除了会动的“狗儿子”，还有一个不会动的“灯塔儿子”。那座真灯塔，我几乎每年都去看一次。

狗可以给失明的人领路，灯塔可以给迷路的船导航。有什么比这一个动物、一个实物更了不起的？

狗儿子

前一只狗 Coco 走了以后，家里约定，五年之内不再养狗。结果一年以后，我们就从繁育者那里订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狗，等了两个月，才把它领回家。

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儿子买了一把 Koa 木做的吉他。太太问：那我有什么陪伴？于是狗也叫 Koa，我们管它叫“酷娃”。

儿子不许我说狗是“买来的”，要说“领养”。

停车场里的晚餐

新冠疫情那三年，我开着微型房车，去了北美很多城市。卫生部门要求保持六英尺距离，我通常保持在六百英尺左右。

餐厅都关了门，开着的也只做外卖。我就开着房车去买，买完在餐厅的停车场里吃，“新鲜热辣”，跟堂吃差不多。

有一次，一位戴着口罩的香港移民看了我的房车，滔滔不绝地讲这个牌子、这个型号的优点和缺点。

我问：“你也买了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，太太不同意。”

我当时感叹万分：我真幸运，太太正好也喜欢。接着我又开始怀疑，她是因为我喜欢才喜欢的。如今每次出门，她开车的时间越来越多。

第一针

二〇二一年三月，我打第一针新冠疫苗。按年龄组别排队，我打得比安大略省省长和加拿大总理都早。

预约的是早上九点半，我五点多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那时候打的是阿斯利康，欧洲几千万人打过，出过十几例血栓之类的“意外”。我躺在床上算了几个小时的账：出意外的概率，比在美国坐一趟国内航班还低；而多伦多已经死了好几千人。

我对朋友说：如果我肯定不会得新冠，得了也不会死、不会有后遗症，别说拿针头戳我，拿棉签戳我也不行。

算完账，结论是英文里那句话：No Brainer。听起来像“没脑子”，意思是“不用想也知道”。

罗宋汤和伏特加
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，我正开着房车，沿着大西洋慢慢往北走，从迈阿密回多伦多。乌克兰人在经受战争的蹂躏，我却一路风景如画。

路过一个明显是俄裔居民的小镇，餐厅菜单上的“罗宋汤”被划掉，改成了“蔬菜牛肉汤”。到了加拿大边境，我想买两瓶免税酒，店员正忙着把一瓶瓶伏特加从货架上撤下来。

几千公里赶回家，我迫不及待地要把无人机捐出去。人家一看是 DJI 牌子，不收。

我能做的，是去红十字会帮乌克兰难民。还有，不喝罗宋汤，也不喝伏特加。

屋顶上的一对

二〇二二年十月，我在希腊一个小岛上看日出，抓拍到屋顶上一对正在庆祝结婚周年的夫妇。我用手机把照片“空投”给了他们，又发到了推特上。

我把照片“空投”给他们，又发到了推特群里，居然有超过一万个推友看过。

—— 2023 年 10 月 13 日

我觉得太奇特了：我看到的、想到的，可以马上和那么多人分享。从那以后，我在推特上再也不“潜水”了。这也正好合我的计划：从半退休，到全退休。

太太对我的评价是：“从文盲到文豪”。

文革那些年没好好读书，后来工作都用英语，中文水平一路退化。给我一支笔、一张纸，我写不出这些推文。我是对着手机说，让它把声音转成文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朋友说我讲话像嘴里含着橄榄，其实是说我“写”得不流利。

我在推特上抓住两个话题不放：英语，和弱者。我总觉得，解决了这两件事，华人移民的日子会好过很多。

一顶帽子

很多年前的一个节礼日，我买了一顶空白的帽子，拿去绣上一句话，每个字母两块加币。那句话是：

OK, Boomer.

意思是“好了，老家伙”。每次戴上它，我都觉得是在向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人宣战：与时俱进吧。路过的人，老一辈的以为我在骂他们，年轻的以为我被人骗了。

在推特上，有人骂我“老白左”。其实我一辈子经商，对碍手碍脚的人，“炒鱿鱼”从不手软。有一次我和儿子促膝谈心，问他我到底偏左还是偏右。他给我下了一个结论，我觉得很中肯：

经济上右倾，社会上左倾。

轮上餐

加拿大鼓励老人居家养老。红十字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起了一种服务，叫 Meals on Wheels，“轮上餐”，把热饭送到老人家门口。

有一年，我和太太每个星期为老人义务送餐。红十字会补贴汽油钱，一开始每公里三毛五，后来提到五毛五。

二〇二三年底，我去见多伦多一家慈善机构的负责人，参观了他们教露宿者做饭的厨房和学电脑的课室。我跟他说：太太可以教做饭，我可以教电脑，还可以教人用人工智能做“预算烹饪”。

雪鸟

加拿大人管那些夏天住加拿大、冬天去美国南部的人叫“雪鸟”。我也算一只，只不过是随兴的：冬天闷了，才往南飞。

二〇二四年二月，我开着房车赶了一整天路：早上从安大略过关进密歇根，经过俄亥俄、肯塔基，晚上住在田纳西。十个小时，从零下开到了零上十几度。

那一趟，我一路开到新奥尔良，赶上了美国最大的街头节日 Mardi Gras，上百万人参加，秩序很好，也很安全。回到多伦多，几个香港朋友跟我喝茶，听完说：你居然活着回来了。

我去过的美国城市乡镇，聊过天的美国人，可能比很多美国人还多。

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在教人外语

父亲是上海一所教会学校毕业的，后来进了“革大俄专”。他做过英语和俄语的翻译，为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机构当过翻译，后来还成了联合国指定的翻译。

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在教人外语。大半个世纪下来，可以说桃李满天下，走到哪个城市都有他的学生，美国、加拿大也遍布他的学生。

父母一辈子都在研究外国语言和语言教学。父亲常来加拿大，也常去美国，他走过的地方，可能比很多住在这里的人还多。可他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加拿大人管“电”叫“水”（hydro）。我告诉他，因为我们这里是水力发电。

有一次回上海探亲，几个准备移民的家庭约我见面，打听加拿大的情况。他们都说“英语没问题”，每对夫妇里都有一个是大学英语系毕业的。

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，但我知道，我父亲有问题。

做教授的都有问题，你觉得毕业生会没问题吗？

铁盒子

父亲退休的时候对我说，他这辈子不会跟“铁盒子”扯上关系。

我说，反正家里多了一台电脑，放在你那儿当家具也行。

互联网刚开始要拨号上网的年代，我在父亲上海的家里上网，用 ICQ 跟网上的美国人聊天。有人问我：上海有美军驻守吗？

没多久，我发现他在电脑上打“红心大战”。几年以后，他成了电脑迷，说很庆幸自己搭上了“末班车”。有一次他还问我：要不要来一张跟美国总统握手的照片？原来他在老人大学学电脑。

后来倒过来了。十多年前，是他向我推荐了一个检查英文语法的软件，叫 Grammarly。我父母都是教语言的，嘴边常挂着“听、说、读、写”四个字。在他们看来，看比听难，写比说难；只会听说，不会写，还算是文盲。一个当年发誓不碰“铁盒子”的人，后来反过来给儿子推荐软件。

菲律宾的笔友

我们父子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原则：他尊重我的选择，我也尊重他的。井水不犯河水。

有一次，他突然告诉我，要去菲律宾看一位笔友。他的笔友遍布全世界，听说这一位待他就像儿子一样。

我担心他的安全。他说：

“我无財无色，你担什么心？”

到了那里，他打电话给我：

“人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陪我，比你对我好。”

和平饭店的那一夜

大概是二〇一七、一八年前后，快过春节的时候，我陪父亲去上海和平饭店，听老年爵士乐队演奏。听完出来，早过了午夜。

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要正常价的两三倍。半夜三更，我们父子俩在高速公路的入口被赶下了车。

这件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我趁机想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对父亲说：

“这下子你明白为什么我要移民了！”

我还加了一句：哪天加拿大也变成这样，我还会继续移民。

都是爹妈把我生成这样的，有什么办法呢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，父亲差一点“走了”。

多伦多直飞上海的机票卖到了天价。我只好先飞欧洲的维也纳，再飞上海，绕了大半个地球。新冠这几年，我一次也没有过过那条国境线。

父亲脱离了危险，可还在重症监护室里。他是整个病房里唯一能讲话的人。旁边的床位，每个人身上都插满了管子。

有一天，一位在那里上了三年班的护士告诉我：出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，夜里病房里传出了歌声，还是用外文唱的。

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父亲会一天比一天好。

后来他转进了康复院，又进了老人院。刚安顿下来，他就说要在养老院里办一个英语学习班。好一个“好为人师”。教书匠的后代，也难免沾上这个习气。

当面问的一个问题

二〇二三年秋天，我又回上海看他。这一趟和前几个月那一趟，心情完全不一样，我才有心思顺道去江南走走。

在杭州西湖边，我坐着看报喝咖啡，一位保洁工过来，礼貌地请我让一让，她要扫我脚底下的烟头。我们聊了一会儿：她六十九岁，从云南来杭州十五年，在景区干了三年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每月三千二百块，没有固定的休息日。我怕自己听错，又问了一遍，她不断点头，说满意，钱够花。那个年纪，本来应该在家里安享晚年。

回到上海，我终于有机会当面问父亲那个问题。我在推特上介绍了一百五十个软件，大多数是学英语的。

“我还没出生你就教人外语，到底有没有窍门？”

“有，创造学习环境。”

他从来都是这样跟我说的，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在军垦农场的被窝里，在上海外语学院的饭堂里，都是这样。

门口的拥抱

有个星期天上午，我带他去老人院的大厅，听另一位住户弹钢琴。

有一个周末，我陪父亲听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退休的老教授弹琴。他面前放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，我以为是琴谱，其实是几百首曲子的名字，只是提醒自己别忘了弹哪一首。我拉琴，也是记不住谱。

离开上海的前一天，我去跟父亲道别。他坚持要送我到老人院门口，还站起来，给了我一个十分有力的拥抱。

每次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，我们彼此生活在地球的另外一边，这是移民要付出的代价。

—— 2023 年 9 月 22 日

父亲再也不来加拿大了，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拒绝了他。他终于承认自己老了，毕竟九十多岁了。现在他不能来看我，只能我去看他。

没有牙的英语

二〇二四年三月，我又在上海陪了父亲一段日子。

他的房间在边角位，一面窗户能看到水。

我用一个英语发音软件考他。老人家口里一颗牙齿都没有了，假牙也不肯配，可是语音语调仍然没有问题。以前的底子好。

太太发现，父亲那位二十四小时的护工，一位河南来的女士，拿我们给她的小费，在网上给父亲买东西。

一年下来，父亲恢复得出奇地好。康复院要求他能自己走十米，就可以把护理级别调高一级。他至少走了三十米。

英语里形容死亡的说法有很多，他最喜欢的一个是：join the majority，“加入绝大多数”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死了的人永远是绝大多数，活着的人是极少数。有时候，他也说“去见马克思”。

我现在的目标是父亲的健康，父亲差一点在去年3月22日“走了”。

—— 2024 年 3 月 31 日

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给他录了一段视频，回来以后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孝顺儿子

人生不同的阶段，有不同的目标。年轻的时候想进好学校，毕业了想找好工作，然后是好伴侣、好房子，升职加薪，孩子教育，小房换大房。我现在这个阶段的目标，只有一个：父亲健康长寿。

我也算是个“孝子”。不过不是孝顺“老子”，是孝顺“儿子”，孝顺自己的孩子。作为第一代移民，把孩子抚养成人、教育成材，从家族的角度来讲，是一种贡献。这话，我当着父亲的面也讲过。

移民这样的决定，有得有失。要紧的是，把得到的放到最大，把失去的放到最小。

失去的那一部分，就是每次在老人院门口的那一个拥抱。

一杯牛奶

早上起来，一杯牛奶，一张报纸。

报纸在平板电脑里。这台平板一物多用：看报、看书、看杂志，听收音机，导航，当电视的遥控器。我觉得它最特别的用途，是当小提琴的琴谱。

重新学琴

十多年前，我在多伦多重新学小提琴。

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：二〇〇七年一月，一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家，带着一把三百多年前造的名琴，在华盛顿的一个地铁站口装成街头艺人，拉了四十五分钟巴赫和舒伯特。一千多人路过，只有七个人停下来听，琴盒里收到三十二块多美元。同样的曲子，在音乐厅里一张票要三百美元。

老师说，人往往停留在“标签”上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父母当年的打算：万一儿子在香港吃不上饭，就去街边拉琴，过路人总会往琴盒里扔几个零钱。幸好，我没有走到那一步。

一个人的伴奏

我用过很多年一个练琴的软件，叫 SmartMusic。它像卡拉 OK 一样，你音拉高了、拉低了，拉快了、拉慢了，它都给你标出来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我拉小提琴的时候，它会配上钢琴伴奏。一个人在家里的练习，就成了台上的演奏，有时候还真有一点演奏家的感觉。

我拉琴记不住谱。父亲老人院里那位老教授，几百首曲子的名字都要写在纸上提醒自己。我更离不开那台平板电脑。

二〇二二年俄乌开战以后，有两三个月，我一直在拉乌克兰的国歌。拉得好不好，我不知道；拉完的时候，眼睛里始终含着泪水。那毕竟是手指和琴弦揉出来的声音，很容易碰到人的灵魂。

96.3

我还是常跟身边的人推荐 96.3，多伦多那个一天到晚播古典音乐的电台。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有人问我多伦多什么最吸引我，我答的就是它。

为了一个疯狂世界的美妙音乐。

我这一辈子经过的几个地方，上海的弄堂、四川的大学院子、香港的写字楼、北京的宾馆、多伦多的地下室，都不算安静。好在，身边一直有音乐。

琴和钱

走过罗湖桥的那一天，我身上有两样东西：二十块港币，一把德国小提琴。

二十块钱，一个钟头不到就交到了的士司机手里。几十年后，我在推特上说，希望能留下当年那张二十块钱，想象一下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外祖父，替我付了车钱，那就是一件纪念品。可惜，钱是留不住的。

那把琴，我没有卖。它从大陆跟到香港，又跟着我远渡重洋，到了加拿大。

父亲当年交代：“实在混不下去，卖掉这把小提琴，买张机票回来吧。”

琴没有卖。回上海的机票，我后来倒是买了很多张。这几年买的，多半是回去看他的。